我是不是农民

  4月9日，虽然已过清明，但这天阴嗖嗖的，小北风沁人肌骨，室内已断了暖气，没有阳光，屋内阴冷阴冷的，让人极不舒服。可对于河北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日子，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为了方便上早班的人投票，组委会要求工作人员在6点30分前必须各就各位。三个候选人现任村主任蒋丽萍、前任村主任刘长江、村里大户牛东山为了争夺选票，各自雇了中巴或小轿车接送不住在本村的农民。村委会大门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久违见面的村民在这一天基本都能见面。

  第一波上班的选民在8点前基本都投完了票，工作人员好不容易喘了口气。

  这时，进来一位70多的老太太，个子不高，瘦瘦的，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村民代表老苏一看马上说：“薛大姨，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吗？”

  “可以来，大姨。我的意思是没发你选民证，你来不也白来吗？”

  “我今天来就想问问那个姓蒋的，她凭什么不发我选民证，我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吗？老苏，我知道你俩是穿一条裤子的，你赶紧把姓蒋的给我叫出来。”老太太一脸怒气地说。

  老苏见势不妙，赶紧说：“大姨呀，不给你选民证那可是组委会的决定，跟我可不挨着，蒋主任是候选人，按规定得回避，你现在见不到她。”

  老薛太太横在村委会门口说：“你把管事的找来，不然我就在这挡着看谁能进去。”

这时，早有人把情况通知了街道带队的领导张书记，张书记赶忙走过说：“大姨，您先进来到传达室暖和暖和，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你说的算不？”

  “那要看你说的合不合理，如果合理我给您做主，您老看行不？”

  这时，旁边有人说：“大姨，这是街道的张书记，比你们村书记官大，你的事张书记要解决不了，那谁都解决不了。”

  老薛太太一听这话，想想也在理，就进了传达室。

  张书记就问她：“大姨，村里为什么不发你选民证呢？”

  老薛太太：“那还用说嘛，肯定是那姓蒋的搞的诡，她说我变户了，我变户了吗？”说着，从包里拿出户口本。

    “这上面明明写着农民，我怎么就变户了呢？”张书记一看确实在户口性质这一栏目上标注的是农民，他也搞不清了。没办法，只好说：“大姨，你得给我时间调查一下，等我调查清楚后再给你答复吧。”

  “你这不支我吗？和你说了不也没用吗？气死我了。

不行了，书记，我有点胸闷。”薛老太太说着捂着胸口，样子很难受。

  张书记见状，赶紧把我喊过来，说：“小安，你赶紧把大姨送医院去。”

  我立即叫来司机，扶着薛老太太上了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由于过于激动导致心慌，打瓶点滴吧。

  在输液的过程中，我和薛老太太唠起了家常。薛老太太原来不是本地人，结婚后随丈夫落户到河北村的。90年代，她丈夫因占地被一家工厂招为工人，她也把户口迁到丈夫名下，但户口性质没变，村里还给她地。

  熟悉了一些之后，我说：“大姨，看你性格挺平和的，怎么那么激动呢？心脏不好的人最怕生气了，我父亲气性就大，73那年就没了，你今年都75了，可别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

  “我也不愿找事，可这社会不讲理呀。”

  “那你怎么把蒋主任给得罪了呢？”

  “我也想不明白，可能是上届选举时，她认为我没投她票，所以就处处找我的茬。”

  “她怎么能知道你投没投她的票呢？”

  “那天刘长江的姐姐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家里等着，她用车来接我，我一听觉得是好事，省得自己打车去，结果一下车便让姓蒋的那帮人盯上了，她肯定是得到小报告了，便到处宣扬说我是刘长江的铁杆，你说我冤不冤？”

  “这真是上错车引出的纠纷啊。”我感叹道。

  “小安哪，你不在农村不知道，一到换届选举，可把人折腾坏了，你说，今天这个候选人请吃饭，明天那个候选人就给你送钱，哪个能得罪起，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你到时投谁的票，总不能昧着良心吧。可有的人不管这些，谁给钱都拿，到时该投谁就投谁，这算什么事呢？”

  我陪她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唠着，时间过得很快。快到下午了，薛老太太让我回去，我说那可不行，她说一会她让老伴过来就行。

  我不放心，等她老伴来了以后我才赶回村里。

  到了下午，投票的人少了。四点开始唱票，每个候选人都有代表拿着小本，记录每个候选人的得票数。竞争很激烈，刘长江和蒋丽萍两强相争，结果两败俱伤，最后牛东山异军突起，成为新一届村主任。

  进入五月，天突然热的起来，有的人竟然穿起了短袖。有人戏说沈阳没有春天，只有夏天。

  一天，薛老太太来到我办公室，气还喘匀，就和我说:“你说村里欺负人不，这次村里卖100多亩地，每人分了9万，可就是没有我的份，我没办法就得找你们了。”

  我说:“你别急，我问问你们村主任。”

  我赶紧给牛主任打电话，牛主任说部分村民代表认为薛老太太96年就把户口转到区了，因此就没有资格领这笔土地补偿款。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说:“大姨，我把情况和领导反映一下，看看怎么办？”

  薛老太太说:“那我等你信吧。”

  街道领导把村主任和相关人员找来研究，最后决定街道和村里派人到公安局查一查薛老太太是否变户。调查小组到区公安分局的户政科，市公安局户政处跑了一遍，结果也没查到变户的证据。

  调查小组把结果汇报给领导，领导也拿不准，于是提交村民代表大会，部分村民代表还是认为她不是村民，不同意给她发放补偿款。

  当薛老太太得知这一情况后很不满意，她跑遍了市、区信访局，连中央驻沈工作组都去了，可哪个部门都拿不出意见。

  一天，我和老太太说:“我给你找个律师吧，看看他怎么说。

  律师了解这种情况后，认为村里给薛老太太分了地，办了农民医保，户口性质也没有变，应该享受村民待遇。”

  薛老太太听律师这么说，多少增加了点信心，于是就委托律师起诉。

  开庭那天，律师准备得很充分，村里那边没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大家都认为薛老太太肯定胜诉。

  可判决却出人意料，法院认为薛老太太在身份未确定的情况下，不应直接起诉要求土地补偿款，驳回诉讼请求，退回起诉费。

  薛老太太看到我说:“恐怕到死我也弄不明白了，你说我是居民吧，没有退休金；说我是农民吧，村里还不承认；说我是黑人吧，我还有户口。”

  我无可奈何地说：“真没想到， 法院会这么判，这法官真高。 他都弄不明白你到底是不是农民，谁能搞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