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自己到派出所下了户口

1969年元旦以后，学校早已不再上课，在教室里，同学们慷概陈词，纷纷向学校表决心，表示要服从分配，争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远的山区去，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动员大会以后，我曾多次想过：要下乡，最好还是找比较要好的人，下到了一个生产队，相互之间能有个关照。

未曾想，我们班上唯一的共青团员，陈永华，他今天倒是挺主动地来约我：“小石头，我倒是很希望，你能和我下到一个生产队。如果你同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到学校的上下下乡办公室去登记，正式报名。”

正好，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算实不谋而合。

在读书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他，他一直就是我的偶像，个头比我高，力气比我大，学习成绩也比我好。如果真能和他下到一个生产队，我肯定是吃不了亏。最起码在干点重活儿，挑点水，劈点柴，需要出力气的活儿，他会帮我做的。

既然陈永华主动提出，我很爽快就表示同意，

我立刻回应道：“那好，我们就算说定了。不改了。咱们两个一起走，马上向学校申请，争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

陈永华当时在我们班里是唯一的共青团员，从1964年上初中开始，一直到学校开始长期停课期间，我们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历来都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在农村里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我在内心深处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两个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学校上山下乡报名处的办公桌前，学校就根据我们的申请志愿，认认真真地登记。的确把我们两个安排到一个生产队，并且张榜公布。榜上面写着：

    罗坝公社光荣大队第一生产队，

    陈永华。石建华。

我当时还看得非常清楚。为了这件事，我还暗自高兴了好几天呢。　　

上山下乡正式报名不久，我就从学校总务科，领到一张到当地派出所下户口的书面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不在家。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收音机里天天都在讲，学校里也反复讲过多少次，说句通俗的话，耳朵都听出老茧了，每天都在听广播，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反正下农村当知青，已经是铁板定钉的事了，既然躲不过，早晚都必须得下，那晚下反倒不如早下，最起码我还能落得一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

当时我自认为：既然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在全国早已是深入人心了，上山下乡的行动，肯定是属于革命行动，既然是革命行动，那父母肯定也会支持我的。而且在69年元旦以前，家里也曾经做过沟通，对我将来下乡要下到哪儿，最起码有一点，我还是知道的，我爸爸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时候的我，毕竟还是太年轻，心里想的很简单，认为只要是革命的行动，那爸爸妈妈就一定不会反对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顾及到爸爸妈妈的感受，头脑一热便自作主张。

从学校跑回家以后，立即从缝纫机下的抽屉里，三两下就翻出了户口本，带着爸爸的私章，又是一路小跑步，气喘吁吁地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万福桥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在派出所里，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接过的那份书面通知书，他紧锁着眉头很快地流览了一下，然后用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压低了嗓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可真的要想好哦，下户口倒是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

我当时的表现可能显得太革命，挺胸收腹立正，把头一扬，潇洒地说：“我就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今天到这里就是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

这位老警察看着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好吧，你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一坐，稍等一等，我马上就给你办好。”

过了一会儿，他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离开派出所以后，我信步来到派出所围墙外的府南河边，踏上了停靠在河边的渡船，那个摆渡船的老人，手里撑着一支长长的竹蒿，渡船随着这位摆渡老人不断地改变动作，在河面上不停地变换着方位，在府河的两岸来回穿梭忙碌着。每个人要坐船过河，只需要给两分做过河的船钱，价钱又不贵，河面大概有100多米宽，这里的河水清澈见底，站在这个渡船上，就能非常清晰地观赏到河里游动的小鱼和虾群。

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经常到河边来玩儿，时常用中午的睡午眠时间，跑到河里游泳。站在渡船的船头，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这位摆渡船的老人，生气地横握着竹竿，不准我们上他的船，更不准我们从他的船头往河里跳。

我们这一群半大小子，就像一群浮在河面上的野鸭子，发出叽叽嘎嘎地笑声和尖叫声，任凭强烈的阳光照射，赤条条油光光的脊背上，挂满了黄豆大的水珠，躲在船舷下，围着船帮，和这位摆渡的老人捉迷藏，他在这边拦挡，我们就从那边翻身上船，特意等到这位老人拿着竹篙赶过来，我们就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反正既要从这船上往水里跳，又不能要他抓住我们。

我们戴着红领巾的时候，也常常来到河边，在离开渡船不远的地方捉小鱼和河虾，如果运气好，还能捉到小螃蟹，就是光着脚在河边走，有时候也会被河里的螃蟹夹住脚。现在要下乡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在能回来。以后这河里还会有小鱼和小虾吗？

在渡船上得人很少，在等人的时候，我和这位摆渡船的老人，有一句无一句的聊着天。无意中告诉这位老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下乡，到洪雅当知青去了。这位老人低着头，叹了一口气，把头扭向了河对岸，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过了好一阵，他才用沙哑的声音淡淡地说了一句：“是啊，你们这些小鸟儿，现在都长大了，也不会再来我的船上捣蛋了，我再也挡不到你们来我的船头上跳水了。一拨一拨地小鸟儿，都长大了，翅膀都长硬了，该出窝了。你们这一走，我的船头上就清静了，没有那么闹热了。年轻人，下农村，你可要吃苦头了。不过话要说转来，锻炼锻炼也好。这话要倒过来，你到是离开家，到乡下挣工分去了，你的父母可就该遭罪了。”

离开了这条渡船，在街上转悠了好一阵，看见很多学生模样的人，拿着户口本，急急忙忙地往派出所走。看样子，也是到派出所下户口的。跟我一样，都是下农村，当知青去了。

回到了家里，天快黑了。家里还没有开灯，我看见爸爸妈妈坐在家里默默无语。我把已经下户口的事情，向爸爸妈妈讲了，他们都无言而对。过了好一阵，爸爸才说：“这几天，我们一直怕你想不通，正想着该怎样和你说，你下乡的事情看来是必须的事。真没想到，你已经走到我们前面，把户口都下了，下就下了吧，反正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天。”

几天后，我把派出所里出具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就在学校的总务科，我领到了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妈妈什么话也不说，就用这30元动员费给我买：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到广阔天地去了。

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

在我的内心深处，农村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很多的小说描写中，都把农村描绘的风景如画，不知道我要去的那个生产队，也会有令人陶醉的美景吗？那里会有神秘的丛林，该不会有什么野兽吧？生产队里能让我们吃饱饭吗，主食是什么，有大米吃吗？队上的狗不会咬人吧？是不是也会有麦苗青来菜花黄的美景呢？

几天后，学校正式发出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照各自所要到达公社的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集合，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爸爸帮我收拾行李，随后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的行李送到学校，交给经办的老师。当他看到：比我的个头还小的学生，还也要下乡。自己的儿子，身体状况不算是最差的。比自己儿子身体差的人，还多着呢。别人能下乡，他们都能行。自己的儿子也应当过得去。这么一想，好像他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于外面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在我的心灵深处，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神奇的幻想，从内心来讲，我也是的确想离开家，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样？。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至于在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说不上来，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了。在当初，年轻幼稚的我，心里直充满了将颜离开家的兴奋和绝对想不到那么远。

反正我是要走了，不久后的几天里，马上就要离开家了，到那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乡下生产队种地去了，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这段时间里，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想着拿本书来看看，书上的字密密麻麻地令人心烦；想着喝杯水，可端起来的水杯，不是太冷就是太烫，反正叫人喝不成；想去看看电影，可在电影院里除了新闻简报，其他的就都是样板戏，看得次数多了，也就烦了；在家里，不论做什么，心里都是毛焦火辣的；跟两个弟弟说话，也总像是吃了枪药一般，常把两个弟弟吓得不敢说话。

就要离开家了，我心事重重地站在窗台前，望着窗外漂浮在眼前高楼后面的蓝天浮云，面对着四面苍白的墙壁，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用一支红兰铅笔，在日历本上画着杠杠，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到来。

请看下文《踏上知青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