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在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得伙食差点，这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的闲暇时间里，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能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在这儿老是无聊地虚度时光。
　　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卖。在洪雅县城的书店里也是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单行本，另外还有一些《新华字典》。更多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剧本。这样的书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人民喜闻乐见的书却不好找。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更是奇缺。稍微好一点的小说，书店里根本没有找不到，就是省市级的图书馆也不会向普通百姓开放。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在农村乡下，想要弄到几本好书来看，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9年的夏季，正逢三伏天，生产队里也没有啥事，我闲着无事，准备到罗坝街上去赶场，在我们光荣一队相邻的友谊一队的路口不远，那个社员看见了我，立刻对着我大声喊道：“小石头，你到哪儿去？”

我放慢了脚步。向着他大声地回话：“我到罗坝去赶场，你去不去？要去就一起走。”

那个社员立马回话道：“赶罗坝场，我今天不去了。要我说，最好你也不去了，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我站在那个路口，停住脚步大声回话：“要我帮啥子忙？时间长不长？”

那个社员大声喊道：“你干脆过来一下，喊起来说话，你我都太累。”

我大声地回答他“好，好，好，我马上就过来。”

说话间，走了几十步，就站在那个社员的堂屋地坝里。那个社员很热情地把我让到了堂屋前坐下。我就在这个社员家里做客，无意间，在他家的衣柜脚下，我发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的几双旧解放胶鞋底下还压着一本《欧阳海之歌》。
　　就立刻弯下腰，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本书抓在手上，如饥食渴地翻阅着，一边转身征求这位社员：“这两本书，我能不能借回去看？”

这位社员脸上露着神秘地微笑，对我大声回答：“好说，好说，就凭你我二人的关系，不要说是借，白送给你也没问题，我家里反正也没有人认字，这两本书，还是我路过罗坝学校，在篮球架底下面捡来的，我本想拿来折小东西哄小娃娃耍的，你要就拿去吧，但你不能大大方方地拿走，我绝不可能白白地便宜了你，你得给我的小娃娃折点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我今天找你来，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你给我的小娃娃，用纸折点儿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的。”

这倒是求之不得。我立刻答应他。
　　说实话，我还生害怕他反悔呢，也想趁热打铁赶紧快点把书拿走。

连忙在口头上答应着，立马站起身，顺手从立柜下面扯出一张废报纸，裁成小块块儿，对拆几下撕开，折叠了十来个小燕子、小椅子，小船、小飞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堆在一个八仙桌上，算是交差，连忙把这两本书抓在手，疾步越出这家房门，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小木屋。打开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常言道，外财不富家。好景都不长。
　　一个月以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都到我的小木屋来玩，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本书，他们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立刻在我的寝室里，疯抢在手上相互传阅，过了好一阵，他们才离开。

当他们离开以后，我突然发现，这两本书已经和我永别，我再也找不着它们了。我曾经在私下里，暗自跟踪查了很久，最终的结果就是：书就像长了翅膀，你越去查，它被传得越来越远，据说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传到罗坝公社以外得其他公社。

有人肯定地告诉我：这两本书，你肯定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暗自跟踪追查那两本书，已知下落无望的情况下，心里感到很诅丧，一天下午，我来带在邻近共和五队，在一个28中知青的床铺上，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

我拿起这个手抄本，抓在手上，下意识地翻阅了几页，立刻被这个手抄本中，那些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如获似宝地捧在手上，实在舍不得丢手，

我张口就向那个知青说软话，想把哪个手抄本借走。

那个知青也舍不得借给我看，我就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好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只能借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必须要收回。而且再三说：他自己都还没有看完，三天后他还要接着看。
　　立刻向他告别，径直跑回生产队，进入我的小木屋，从里面把门一栓。坐在床边暗自盘算着，如果光是看这个本子，用不了三天，就可以归还。在想看，还得找他借，再找他借，能不能借得到，他是否愿意借给你。都是问题。倒还不如现在就动手，把它抄下来。以后我自己有了手抄本，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不受别人约束。

对。说干就干。我从藤箱里找出一本信签纸，坐在小桌前，点亮一盏煤油灯。在灯下。再摆上一小瓶新买的红岩墨水，找出一支钢笔。我就开始，工工整整地抄起来。渴了，就在厨房的水缸里，喝点井水。饿了，就吃两块乡村土造饼干。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点灯熬夜地奋战两天两夜，《一双绣花鞋》终于抄写完毕。
　　第三天一早，我正打算跨出房门，赶到共和五队，把那本原稿交还给那个28中的知青。信手打开房门，没想到那个知青，他竟然就端端正正地站在我的小木屋门口。我真是服了他了。我猜想：肯定是他，害怕我逃跑了，唯恐我说话不算话，更担心的是，怕我把哪个手抄本给传跑了。
　　所以一大早，他就急忙赶过来堵我的房门，坚决要收回他那个手抄本。说不定他很有远远地，一直在监视着我。因为他的邻居有人，认识我的房东。这个知青通过他的邻居，向我的房东打听过。确定我一直在队上，而且可以肯定，我一直没有出门。

在他寝室的窗口，远远地可以看到我的小木屋的黑灰色瓦屋顶，能看见小木屋门前的那条石板路台阶。他一直就在他的寝室窗口，能够监视着我，可以确定我一直都在生产队，没有出过门。估计三天之内，我应该是看得差不多了。他也下了决心。不管我是否看完这个手抄本。他都要强行收走，不会再给我留情面。

要不然他咋个会可能，在第三天一大早，那么准确地出现在我的房门前，准确无误地堵住我。不管咋个说，幸好我挑灯苦战了两天两夜，刚刚抄完，我这才放下笔，那头他就赶来了。否则就太可惜了。
　　在那十几天里，这个手抄本，被我当成了宝贝。

每天都要反复看上几段，只要一有功夫，就拿在手上看。十多天以后，《一双绣花鞋》我终于看完了。随手放在小桌上，到厨房准备做饭吃。
　　没想到就在此时，光明四队的一个知青偶尔路过我的小木屋，在小木屋前面的一条小路岔口，顺便就到我的寝室里坐一会儿，他在我的小桌前，发现到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只听得他大喊了一声：“喂，石头兄弟，这个书，我拿去看啦哈！”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串急速奔跑发出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吧嗒嗒地响着，由近到远地迅速消失了。
　　我连忙赶回房间里一看，这下真是彻底完蛋了，那个知青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同时也消失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在当时，属于禁书，政府当局严令禁止传阅。据传闻，公社有关专案人员正在调查这件事。）我根本就不敢把这件事闹大，闹大了对我没有半点好处。为此我只得哑巴吃黄连，再有苦我也说不出口，

这件事我绝对不敢声张啊。可我也不死心，在暗地里追查了很久，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手抄本的确是长了翅膀，更可气的是，你越去追它就飞得越远，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永远回不来了。我也不敢再去找了。
　　后来，我去我到大队会计，在他的家里，我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有一个大木箱，想把那个箱子挪个位置，我和那个会计两个人，费了很大的气力，根本就抬不动。那里面装的，那可全都是书啊。有不少古典文学书籍，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等等。真像是一个图书馆啊。平时我就注意到，大队会计跟大队里的其他干部不一样，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大队里的所有知青，都很佩服他。都愿意和他交流。终于找到了原因。发现大队会计的家，居然还是一个书的海洋。
　　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大队会计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大队会计才答应我：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我还答应过，只要我有书看，就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别人，坚决不能透露：大队会计家里有书。
　　趁着这段时间农闲，我先后读了《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水浒传》。后来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光亮，读完了《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

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能一次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还会有人管你吃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1970年4月24日，我们都站在田间里，正忙着点谷子。

一个社员腰间挂着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传出一阵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乐曲声。紧接着，一个男高音广播员感情丰富地报道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这就说明，在我们中国，今后要搞建设，还是需要文化科学知识的。
　　这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自动邀约在一起，讨论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发展，都觉得我们知青自己的，必须要自己掌握，虽然我们在乡下，但是这文化课，我们不能丢，还是要抽空余时间，抓紧复习一下。有位名人说过：“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着的。”说不定在哪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万一再遇到考试升学的机会，有文化总要比没有文化强。于是当地的洪雅知青，当天晚上，邓成义、何群舒二人赶回了洪雅县城，第二天，就从家里拿来了他们的课本，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相互传阅者，悄悄地开始复习语文和数理化方面的文化课。
　　通过一个阶段文化复习，问题就出来了。那两个洪雅知青，邓成义、何群舒是初六六级的，我，吴乾纲、刘克刚都是初六七级，他们书本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过去都没学过，根本就看不懂。我们自己的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破四旧的时候，被毁掉了。

那时候在罗坝公社还没有中学，特别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中，要找老师请教，非常困难。当时各地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初中文化课教材。

语文课，大家凑合着互相还可以探讨，数理化就不同了，原来的数理化底子是啥样就啥样，文化课在复习过程中，不懂得的问题找不到人请教，又怕被别人知道了，更怕被公社某些干部拉去当批斗的典型。所有的学习，只能是悄悄地进行。

我们在复习的事情，被队里的王连友、春夏秋冬四大闺儿发现了。私下里找到我们这几个知青。经常到我们寝室来，参与我们的复习。队里有几个上中学的孩子，也悄悄地来到我们寝室，向我们请教作业中的难题，我们再三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对外宣传。生害怕引起别人的误会。

大队革委会的副主任杨廷必，为这事找我谈过话：“你们到农村来，是来接受在贫下中农教育的。你们在给贫下中农的子女上课。那这到底是谁教育谁？不要搞反了。在我们大队里头，绝不能允许搞封资修的那以套教育。”

对于杨廷必说的话，我们都采取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态度。都不往心里去。但在表面上，谁都不去顶他。只要他不到上面去告我们就行。经过我们的观察发现，对于我们学文化，辅导那帮中学生，从内心讲，他还是很赞成的。只是碍于身份，不便公开表态支持罢了。
　　当时，我们在生产队里，始终坚信着这一条，不管到了什么年代，科学文化知识，必将还会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就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搞经济建设，就不需要科学文化的。
　　在上山下乡期间，不论是在乡下的农村，在城里，在车站，总之在一切公共场所。一旦有人丢了钱财，公安破案，首先被怀疑的，就是我们这帮知青。不管是不是我们干的，首先就从在场的知青身上查起。

请看下一节《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