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浭水流》第一部第三章

第三章 长路漫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留下这句长吟的楚国诗人已经投江而去,两千年后华夏九州却仍有无数仁人志士壮怀激烈、百折不挠地跋涉于求索之路。当历史的车轮跨入二十世纪，世界陷入剧烈的动荡，新时代立足未稳，旧时代垂死挣扎，新与旧的争斗，波及四海。在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皇朝被推翻，民国立足未稳，革命、暴乱、战争、饥馑，民众如被卷入漩涡的浮萍。国门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想一股脑的涌进，数千年里处于蒙昧状态的国民一时间茫然无措。彷徨中的知识分子最易接受激进思想。在冀东丰润，新思想以车轴山中学为中心辐射，乡村的穷教员张起鹏，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本《新青年》。

　　张起鹏曲折艰难的求索之路，起于领导村民反抗恶霸村长还是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反抗强权，是一条不归路，不管起于何处，只要开始，不是你死我活，便是你活我死。从1925年秋奔赴黄埔，到1939年牺牲于杨家营，风雨如晦的十四年，祖父几度出生入死，几度离家远行，在那条漫长崎岖的路上，不惧沐风栉雨，踏着遍地荆棘，拖着病残之身，砥砺前行，身后，没留下一分私产，只有一串赤红的足印。

　　回顾祖父的一生，笔者常思：为什么一个三十有五，上有父母下有妻儿的中年人，根本没去过苏俄，仅凭传说就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视为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国度。假如，当年的张起鹏像茨威格那样亲访彼得堡，像高尔基那样探访古拉格，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1917年，躺在红场的那个人站到装甲车上，用一场演讲，粉碎了沙皇的旧世界。76年后，这个国家的总统又站到装甲车上，激昂的一番鼓动，击碎了曾被张起鹏们视为楷模的“新世界”。祖父如果泉下有知，会不会唏嘘不已？古人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以当时中国人的经济条件，能亲自去苏俄看个究竟的极少，别说升斗小民张起鹏，就连启蒙人李大钊也未能亲往。

　　李大钊，直隶乐亭县人氏，其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二十年代初就在冀东知识分子中传诵，受其影响，丰润很多人加入中共。黄埔军校建立后，李大钊推荐很多家乡的青年才俊去投考如乐亭县人李芳岐，也有资深年高的被派往黄埔任政治教官，如丰润县阎家铺的安体诚。

　　张起鹏的去黄埔，也许是因周遭黑暗过于浓重，寻到一丝丝光亮就不惜飞蛾扑火，也许领导村民哗变后，不得不避走他乡。被拉下马的显大人岂能善甘罢休？常言道：面有一分之病，心有十分之歪。显大人两只眼，左大右小，从医学角度讲是右眼眼肌麻痹造成眼睑下垂，从面相学来说却是心术不正呈现到五官上。阴毒的显大人肯定要对哗变的骨干报复，全村都在拭目以待，但是谁也没想到报复的招数会那么毒辣。

　　显大人有两子，长子王家富体弱多病，娶妻不久就病逝，未亡人年轻貌美，淫邪的显大人打起寡媳的主意，儿媳不从，老淫棍爬灰不成，竟诬陷儿媳偷人养汉。　　

　　这是一个普通的夏夜，也是一个诡异的夏夜，夜色和纱幔般的斜雨遮蔽了罪恶。屡被公公骚扰的寡媳，又一次被恶婆婆辱骂后羞愤交加，在凄风苦雨的夜晚，用纳鞋底的麻绳结束了苦难。独居西山坡的深宅大院，严密如铁桶。

　　那夜的淫雨到了清晨仍未停歇，看林的老张干披上蓑衣回家吃早饭。村路泥泞，脚上的布鞋很快被泥水浸透，就像路边那些茅草屋。途经于邦的破草房，老张干忽然感觉异样，不由放慢了脚步。草房还是那个草房，可房前那棵老榆树却不大对劲，透过雨幔，定睛看去，那半枯的一枝断桠上挂着个物件，像一个“？”。

　　“大雨天的，树上能挂啥？”走近些细看，这一看非同小可，即使是闯过关东到过海参崴的老张干，也吓得大惊失色。

　　“妈呀，死人！死人了！”老张干咚咚地敲打于邦的破柴门。

　　显大人的寡媳吊死在老光棍于邦门前！消息像一阵龙卷风，迅即掠过丰润全境。

　　显大人一番说辞塑造了寡媳“以死明志抗拒老光棍诱奸”的贞洁形象，老于邦跳进黄河洗不清。于邦入狱后，显大人又指证老张干借看林子之便盗伐林木。那场哗变中，于邦不过是张贴了打油诗，老张干不过是嗓门比较大。他们的结局尚且如此，真正的哗变头领岂能高枕无忧？避走他乡是不二选择。　　

　　当猎叶之风飒飒吹响，披霞山的黄百草红如火烧云，澄碧的天上，人字型的雁阵向南高飞，中年人张起鹏跟几个十七八的小青年在南下的火车上兴致勃勃。

　　“你们知道吗？乐亭县胡家坨的李芳岐去苏联学习。”

　　“我听说他到北京去见李大钊，没赶上去苏联的船，也去投考黄埔了。”

　　“早知道这样，一起走多好。”张起鹏早就听说李芳岐是个有为青年，错过相识颇为遗憾。

　　李芳岐就是后来的李运昌，黄埔四期将星之一，冀东抗联司令，曾被误传是李大钊亲侄。虽未能在1925年同车奔赴黄埔，十三年后的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张起鹏和李运昌终成并肩抗敌的战友。

　　革命队伍里，大多数同志都比张起鹏年轻，大家亲切而敬重地称他“腾亚兄”。中国人原本名和字是分开又密切关联，名叫本名，字是对名的补充或解释，叫表字。那时的人认为直呼其名不礼貌，称呼字才是尊重。解放初，建立干部档案时，张达民就习惯性地在父亲一栏填写了张腾亚。而抗战胜利后，家人为张腾亚申办烈士时，则填的是张起鹏。祖母王振芝不识字，没看出工作人员误写成张启朋。名和字的差异及笔误，使得祖父的遗骨迁入烈士陵园颇费周折。如今，在杨家铺烈士陵园名单上，张启朋的身份是冀东八路军十二团战士。实际上，张起鹏牺牲时，十二团尚未组建。评定烈士时规定连级以上干部须报到省委审批，批下来后家属才能领取8000斤高粱的抚恤金，而普通战士则县委就能审批。看到张家等米下锅，十二团的相关领导就给出了证明，按普通战士申报了，当时父亲和伯父都在东北，文盲的祖母只顾填饱肚子，一心惦记那八千斤高粱，根本没考虑待遇地位荣誉的差别。

　　当年的火车时速不到四十公里，张起鹏一行人，从唐山出发，先要颠簸一千多公里到武汉，然后乘船渡过长江，再经粤汉铁路至株洲，因株洲至韶关这段铁路未竣工，四百多公里的路途，只能骑马或步行。颠簸半个月，1925年10月才到达广州。彼时，黄埔军校正在招收第四期学员。招生条件是要有中学学历，相貌不能太丑，身体健康，年龄不超25岁。李芳岐等人顺利入学，因超龄，张腾亚未能如愿。黄埔军校共办了六期，第四期是质量最高的，这期学员中名将如云，林彪、胡琏、刘志丹、张灵甫、谢晋元。年龄的限制，让张起鹏的人生之路，未能与这些闪亮的巨星交汇，他直接入伍，被编入北伐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在此结识了另一才俊——团干事李楚离，并由其介绍，成为中共党员。以三十五岁高龄接受军训、参加战斗，其中艰辛只有张腾亚自己知道，然而，军训的劳苦与此后的磨难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参加北伐，只是在艰难险途迈出的第一步。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张腾亚在战斗中锤炼为合格的战士，1927年3月，其所在部队进军上海时，他已经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有人说是连长，也有说是团副，具体什么职务，他从未对家人说过。一年多，一介书生就能胜任指挥官之职，可见张腾亚是有军事天赋的，张达民的能征善战应该是得自乃父遗传。

　　在上海，张腾亚险些丧命，一路征战的北伐东路军遭遇了蒋介石的血洗。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两党的阶级对立，矛盾冲突无法调和，导致大上海成了屠场。蒋介石于四月十二日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宁可错杀千个不可放过一个”。北伐东路军中也要进行“清党”，一些左派军官闻讯辞职离去，身为共党的张腾亚和几个同志，不得不连夜出逃。

　　到处都是血雨腥风乌云翻滚，逃出上海，并不等于脱险，同行者中有人家在南京，于是几个忍就直奔南京。从上海到南京，三百公里。不敢乘火车，只能一步一步的走，每一步都可能踏进陷阱，每一刻都会陷入重围。出逃时太匆忙，来不及带任何干粮，只有司务长背了袋稻米。昼伏夜行，走小路行阡陌，以生米充饥、饮渠水解渴，好不容易到到了南京，却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窟，南京也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为缩小目标，几个人决定分开行动。形单影只的张腾亚，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北方。

　　到浦口码头，发现盘查严密，在长江岸边徘徊了一阵后，他决定孤注一掷，仗着还乡河练就的好水性，找一处江面比较窄处下水，横渡长江。仗着毅力和运气，成功到达对岸后，又一路辗转到天津。颠簸流离中，左脚小脚趾受伤溃烂，一瘸一拐地在天津找到党组织，张腾亚才得以修养治疗，截掉溃烂的脚趾。　　

　　阿西莫夫说，“我一定要去寻找，就算无尽的星辰令我的探寻希望渺茫，就算我必须单枪匹马。”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张腾亚就是这样的坚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大批关外难民逃到丰润，在石家庄以开饭店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张腾亚，却逆滚滚人流而上，前往长城，参加抗战。再度归来，已经是1933年5月，古北口战役结束，国军撤退。这两年的战斗中，身经百战的张腾亚还执行了一次最危险的任务——奉命收编古北口一支土匪队伍，只身前往，单刀赴会去跟善变的土匪首领谈判。土匪队伍内部意见不统一，甚至有人主张杀掉张腾亚，向日本人邀功请赏。幸得有良知者偷偷将其释放，张腾亚才能逃出虎口，脱险还家。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丰润全境，目睹山河破碎，张腾亚寝食难安，心情沉重地思索抗战良策。不久后，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到唐山工人夜校执教，在工人中传播马列思想，他立刻收拾行囊再次离家。

　　在革命道路上奔波数年，张腾亚缺失了陪伴儿女长大的过程，生于1917年的女儿淑敏已经长成大姑娘，有人上门提亲了。男方叫王志，吴事庄人，家里有一百四十亩地，人品相貌没得挑。这样的好亲事，引起村里不些人妒忌，进谗言说张家姑娘不仅是解放脚【注：缠足后又放开】，还不擅长女红。实际上，张淑敏长姐如母，两个弟弟的衣服鞋袜都是她一手操劳，替母亲分担了大半的家务。两个村庄相距不到十里地，淑敏的勤劳能干，善良醇厚，对方很容易打听清楚，小人的谗言不攻自破。王家很快就下了聘礼，可这些年张腾亚没往家拿回一文钱，奢侈惯了的王振芝已经将分家时的二十多亩地变卖光，没有能力给女儿置办像样的嫁妆。那时结婚嫁妆都是用人抬到婆家，富裕人家一般是十杠十抬，低门小户也要凑够五杠五抬。张家却只能用聘礼的钱买了一对柜子，一个箱子，非常寒酸。幸亏叔叔张飞鹏送了一个自鸣钟，这在当时的乡村是稀罕物，张家才挣回一点面子。

　　没有父亲管教，不爱读书的伯民经常逃学。王振芝无奈，就让小儿子每天押送哥哥到校门口。从那时起，张家兄弟就是小管大。小达民虽然顽皮，却敏慧天生。聪明孩子好奇心强，看见新鲜物件就忍不住动手鼓捣，因此也容易招灾惹祸。姐姐婚后不久，小达民去走亲戚，王家热情招待。受父亲影响，八岁的孩子就特别喜欢鼓捣枪支，看到王家灶间墙角戳着一杆鸟枪，他就心痒。大夏天，昼长夜短，中午太阳毒，不能下地做农活，人们都睡午觉，来串门的亲戚也不例外。小达民心怀鬼胎，躺炕上闭眼装睡，等大家都睡熟，就悄悄爬起来，溜到灶间摆弄那杆鸟枪，却不知枪里装着火药，一鼓捣就走火了，砰一声，把王家老老少少都给惊醒，姐姐到灶间一看，房顶崩出个大窟窿。

　　亲家没说什么，王振芝却感觉丢了颜面，气得七窍生烟，回到家就笤帚疙瘩一通猛抽。可这孩子倔强，咋打都不求饶。这事想想后怕，这要是枪口正冲自个儿，小命不就丢了？王振芝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丈夫， 希望当父亲的好好教训教训淘气的儿子，可张腾亚根本没工夫管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唐山工人夜校就在工人图书馆附近，是中共在唐山的早期基地之一，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二十年代初就在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列思想，并举行过罢工。夜校的教员，都是中共党员，由党组织派遣，也教授文化知识，开设了语文、数学、英文课，张腾亚教授语文。终于有薪水了，父母催促他赎回土地却充耳不闻。张永觉得儿子人回来了，心却没回来，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张腾亚再度离家，这次是奉组织指示，去了秦皇岛，到码头工人的夜校教书。

　　中共在秦皇岛的革命斗争非常成功，竟然发动了“政变”，在很多重要部门安插了自己人，张腾亚在夜校当教师没多久，党组织通过关系举荐他去当公安局长。这个身份需要家属做掩护，这次，他要带父母老婆孩子一起赴任。

　　王振芝并不知道丈夫的双重身份，更不懂地下工作的危险，她以为才子张腾亚终于得到重用。张永老两口也觉得熬出了头，在乡村长大的伯民达民兄弟，对港城充满向往。全家老幼都沉浸在喜悦中，对未来充满幸福期许，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张腾亚荆棘之路的短暂坦途，昙花一现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