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往事（3）

自从我入厂后 ，当时的历任厂长都是上面派下来的。有部队回来的转业干部，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是每任厂长干不了一两年，便调走升官了。

那时是计划经济，亏损了有县财政给拨款，工厂是从来不会发愁给工人开工资的。后来政策变了，国家开始给企业断奶了，工厂要自负盈亏了。

从那以后，上面就再也派不来厂长了；而且连一些有门路的职工也纷纷调走了。于是厂长只好在内部提拔了；厂里原来有两名担任技术员的大学生，一名是男的，另一名是女的，男的调回原籍天津了，女的后来提拔当了厂长。

多年来企业效益不好，一直亏损；再没有人愿意来厂里当官镀金了。这时在厂里负责生产工作的我，三十几岁就‘破格’提拔为生产技术副厂长了。

有一次县人大主任来厂视察工作，见到我后惊讶的说；这么年轻就当厂长了！

当时农村已经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了。农业机械也就开始没有了销路，上面分配来加工农机配件的任务也很少了，最后连农机修理也没人修了。

县政府领导从天津请来一位大学老师当顾问，顾问是学化工专业的。在他的建议下，县领导决定我们厂转产建化工厂。

我当时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是厂址位于县城，会造成环境污染；二是据我所知规模小的化工项目经济效益不会太好。但我是一个小小的副厂长，人微言轻，根本就没人理会。后来厂里拿出来铸造和机修两个车间的地方，投资搞起了生产氯酸钾和涂料的化工厂。

化工项目折腾了两年，不仅出来的产品不好卖；要命的是散发出的气味让附近居民无法忍受。

有一次生产用的氯气泄露，把厂房后面的一片庄稼熏死了。农民们告到了县政府，县里的头头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化工项目暂时停产。

这样化工厂的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这让本来就不景气的农机厂更是雪上加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当时农机厂已经是很难经营下去了。

这时候国家开始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了，‘臭老九’顿时变成了‘香饽饽’。上面指定县里选拔一名女副县长，要求大学文化，有做企业基层领导工作的经验。我们厂长是位女厂长，条件完全符合，而且是县里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

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这个副厂长要转正了。但是当经委主任满面春风的找我谈话时，却得到了我的回答是；我干不了，不能胜任这一职务。主任满脸惊讶的望着我；这种给官不要的情况，估计领导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解释说自己能力太低，当不好这个厂长，希望领导另选高明；我只适合当副手，没有统帅全局的工作能力。

其实我不是借故推辞；这两年我们的女厂长为了上化工厂，她已经将农机厂的工作全权委托给我，实际上我已经在行使厂长的权利。虽说我做了很大努力，工厂不仅没有多大的起色，自己还吃尽了苦头，同时也知道再继续维持这个烂摊子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接下来县领导选派过两次厂长；但来人到厂里转了一圈，了解一下情况后再也不露面了。

要说还是当领导的有办法；那时正提倡民主选举厂长，于是上级领导到厂里召开职工大会，投票选举厂长。选举不提候选人，厂里厂外都可以选，还可以公开竞选拉选票。但选举进行的很平静，没有人出来竞选；结果是我近乎全票当选。

这样又让我增加了自信；众望所归，临危受命！一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是浑身热血沸腾，于是我下决心要大干一场。

我向上级领导提出了；化工厂必须宣布下马，而且要进行任职前企业审计的要求。县领导不仅同意了我提的要求，还实行了当时刚出炉的厂长责任制，赋予了我更大的自主权。

我当时上北京，跑天津，四处奔波；找科研单位引进新项目，找大企业联系配套加工。开发新产品，购买设备，加强企业管理。总之自己认为该干的，能干的事情全干了。

虽说自己尽了全力，但工厂只是做到不再继续亏损，职工收入略有提高；企业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只可以算作惨淡经营吧！原因当然是我这个厂长不称职，不是当企业家的材料。现在回想起来，不成功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企业家的胆略和气魄；不敢投资，更不善于融资。

有一次县经委领导找我谈话，他坦诚的对我说：“张厂长！你的最大弱点就是胆量太小，不敢干，你不要怕赔钱，赔了就当作交学费了；再说赔钱是赔公家的，又不是用你自己掏腰包。”  但我从来是不会干没有把握的事情；一个人的性格，思想意识是很难改变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企业发展是要受到自身状况、地理位置、交通等大环境的限制。俗话说，没有梧桐树难引的凤凰来；有几次来农机厂考察的合作单位都望而却步了。

企业想要发展，最需要的是人才。厂里不仅很难引进人才，就是连分配来厂的一名大学生和两名中专生，不到一年，大学生去了科委，中专生去了银行和工商局。其实他们学的是机械专业，而且是属于农家子弟考出来的。

当时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原来的也几乎都想法调走了，厂里只剩下年龄大文化低的老工人了。我于是做出来一个决定；招收本厂职工子弟来厂当工人，要求是男性和必须是初中以上文化。

这个决定得到老工人的拥护，他们的孩子大多在家务农，想出来找工作没有关系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能到工厂来学一门技术，虽说不是正式工；他们这也是算离开了农村。后来招的这批工人子弟进步都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力量。

我这个厂长一天到晚忙的不可开交，闹得自己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其实我真的天生不是当官的材料；不仅不会和银行，税务，工商部门去搞好关系，更不会讨好上级领导；而且还和领导们对着干，就连县长也敢去顶撞。

县里要搞一个工程，需要占用农机厂的一块地方。几经交涉后，财政局答应给一部分补贘款；但是款项迟迟没有到位。按常规我应该找财政局长去‘疏通’；其实农机厂是国企，没有土地转让费的说法，只是答应给了一部分搬迁款。可是我不按常规去办事，而是下令不给钱就不腾地方，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了。

于是县长召开办公会时就把我‘请’了去；“你们农机厂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全局观念也没有！那块地方怎么还没有给騰出来？”县长态度威严的开口向我兴师问罪了；我答道：“因为财政局的补贘款没给拨过来，我为此还召开了职代会，他们的意见必须等款到后才可以。”这时财政局长说话了：“张厂长！你知道这些年来财政上给了你们厂拨了多少钱吗？你们厂亏损这么多钱，不都是欠县财政的吗？”我答道：“财政局是给过我们厂不少钱，可我在任期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省里去年有一笔拨给农机厂的设备更新专用资金至今没有给我们。”

这时候县长大人听得不耐烦了，满脸严肃的大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们可是国营企业，按政策我是可以无贘征用你们的地方！”我听了后也语调强硬的回答道：“县长说的很对，既然这样，你们根本没有必要找我来，告辞！”

我的话让会议室里在座的大小官员瞠目结舌；居然有人敢和县长这样讲话。

县长的工作作风是有名的强势，据说县委书记都惧他三分。我心中说，这次我一定会就地免职了。我刚站起身来，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喊道：“张厂长你先坐下！”然后他到县长身旁耳语了几声后，对我说道：“你们的事散会后再说。”

第二天，财政局就把钱给厂里拨了过来。

事后经委主任对我说；张厂长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啊！你给县长和财政局长一个面子，再和他们搞搞关系，就是不止给你这点钱了；这回可好，还把县长和财神爷都给得罪了。

当席卷全国的企业改革大潮涌来时，我们的县领导者也开始对县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企业进行改革了。

当时农村分田到户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成功的让农民收入得到了提高。于是有了一个说法，企业改革要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但是工厂又不可能分给个人单干；于是县领导们决定把国营和集体企业承包给私人经营；他们认为只要把企业交给个人经营，就可以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

接下来开始搞个人承包企业了。先是集体企业，接着是国营企业。国企承包是要征求原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我当时的态度是举双手欢迎。自己是这样想的；人要有自知之明，干不好就应该主动让贤。

经委领导误以为我要承包，于是决定农机厂公开招标承包。我这个人对当官本来不是太感兴趣；但是认为当一个厂长不同，还是可以为国家做点实事的——可是这个厂长真的有些干够了。原因不只是我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而是被厂里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搞的焦头烂额。

县里工厂的工人和城市里的工人不同，有的工人是通过关系来的；从农民变成工人是为了吃皇粮，享清闲来的。这些人即无技术，又不肯出力；可是一个个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屁大的事也可以和你掰扯半天。     

最让我头痛的是工人涨工资；一些人是事前找你说事，事后找你闹事，一天到晚弄得你心烦意乱；还得耐心地做工作。一次我为了说服一个没有调工资的工人，就说你现在的工资比我这个厂长还高嘛，我还是你们选出来的啊！他回答了我一句；我能和你比吗？你还当官呢！言外之意我这个厂长想必是可以捞到大大的好处的。

我当厂长这些年，深深的体会到；国有企业如果不实施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不实行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企业是没有希望的。

当时我也认为招标承包这个办法能招来能人，让工厂得到快速的发展。对我来说，只要将工厂搞好了，我当不当厂长无所谓。

公开招标的启示登上了沧海市日报；一时间还真有人登门咨询考察，有市里来的，也有邻县过来的。凡是来的人我都亲自接待；主动热情的介绍情况，态度真诚的表示欢迎。我还总是要了解来人的情况，这情景看上去有些好笑；像是我在招聘厂长。结果让我很失望；看上去似乎有些本事的人最后都没了音信。

而让我觉的不靠谱的人倒是积极性十足。其中有一个下面乡镇企业的农民业务员想要来承包，可是条件不太具备，经委主管领导也不看好他。不过这个人倒是很会投门子拉关系；他通过给县委书记当秘书的老乡，直接找到县委书记；也就是当初我顶撞过的县长，现在是县委书记了。

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号召农民进城承包工厂。这样在县里最高领导的支持下，这位农村来的业务员获得了参加竞标承包农机厂的资格。

承包竞争指标主要是两条；一是承包人保证完成产值利润的高低，二是承包人缴纳承包风险抵押金的多少。简单的说；就是这两项指标谁谁报的高，谁就可能承包农机厂。承包人完成利润指标后再赚的钱归自己，反过来如果完不成或者企业亏损，便扣除承包风险金后终止承包合同。

县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好法子，企业从此以后可以只赚不亏了；但后来的结果却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