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赶场

    1969年7月里的一个赶场天，此时正逢农历6月，稻田里的禾苗正望雨淋，秧田里的草已经薅完三遍了，这段时间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都是处在农闲季节，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不像往日那么火辣辣的。

乡间通往罗坝场镇的各条石板路上络绎不绝地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相约着、一拨又一拨地到罗坝场上去赶集（这里都称为赶场。依照当地的习俗习惯，每逢农历的二、五、八都是当地的赶场天，每逢赶场天，当地村民都可以到集市上，不需要缴税款，就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农产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物资交换。）。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校友和同学们，大家都要去赶场，大家相互打着招呼，知青们一见面，总会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5里多的石板路就从我们的脚下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   
    罗坝场街上的人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来的，实在是太多啦，在街道上根本走不通，到处都是人挤人，背篼抵背篼；所有来罗坝的农民都想趁着赶场的机会，添置一些农具，再买点自家过日子所需要的小东小西。卖鸡蛋的，卖蔬菜的，买卖杂货，买卖农具等各色人流，已经挤满了整个罗坝场的街道。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就是天老爷马上下场暴雨，这里的地皮也不会打湿的。

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是一样，赶场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公社的办公大院，（号称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院子，里面包括公社的6间办公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另外还有一个公社办公人员的食堂，靠近门口的右侧是一个用来开大会的礼堂。）第二个目标就是邮电局。

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涌进了公社大院，又有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挤出了公社办公大院，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把公社的大门口当成了他们理想中汇合的最佳联络点，在公社门口，进进出出的知青们把地皮都能踩下去几公分。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每逢赶场天几乎都成了接待员，和这些一群又一群的知青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千篇一律的话题，通过谈话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鼓励知青们在农村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办公室的桌面上和地下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地堆起了一堆香烟头。特别是赶场天，这个办公室里经常是香烟缭绕，香火不断。
    邮电局的门口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知青们挤进了邮电局的小木门，在柜台前买邮票、买信封，填写信封的，往邮筒的口里塞平信的，还有在柜台前办理寄挂号信的，知青们挤满了这个邮局的小木屋。大部分都是给家里的父母寄信，寄信的内容大体上都差不多，基本上向自己的父母报平安，无非都是说在农村里一切都好，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放心，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有寄信的，也有取挂号信的，还有的是来查一查有没有来信的。还有不少的知青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收不到家里的来信，而想来给邮局的工作人员提意见的。其实这又能怪得到人家邮局吗？那时候，在下放到公社的所有知青中还有不少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原因，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子女的长时间远离成都独自处在洪雅县罗坝公社，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长时间又得不到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消息，谁又能不着急上火呀…… 
    我在邮局寄完了信，刚刚挤出邮局这个深绿色的小木门，就看见街上的人门纷纷向一个场口跑去，我好奇地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了场口，远远地就看见了一个小个子的男知青，正从场口向公社办公大院后面的渡船方向慌慌张张地拼命逃跑，在他后面起码有上百人的农民和知青追他。

在追击的人群中不断地有人高喊着：“抓住他，他抢鸡蛋不给钱，还打人！”我当时也被卷入了追击的人群。不大工夫，这个知青就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包围在青衣江边的渡船旁。

突然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黑乎乎的手枪，握在手里，不停地向周围的人群挥舞着，要大家马上散开，立刻放他走。这个知青前面顿时出现一个直径大约有3到4米之间小范围的圆形空地。

可就在他的背后，一个转业军人悄无声息地赶上来，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这支小手枪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圆弧线飞到青衣江里，在水面上打了几个圆圈以后，居然晃晃悠悠地漂了起来。

这落在水里还能漂起来的枪，能算是真枪吗？刹那间激起在场所有人的更大愤怒，大家一拥而上，这个知青随即被连推带打地弄到了公社。我也被愤怒的人流簇拥着，被卷进了公社办公大院。

这个知青我们也都认识，只不过他不是我们32中的，而是成都28中的知青，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队的知青，实在想不起了。平时在罗坝街上时不时地常常见面，彼此之间也就是点点头，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接触。

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在当时就把我留下来，要我参加审讯这个知青。
    通过初步审理，我基本弄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主要经过：这个知青的父母都被送到一所远离成都地处偏远的一个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去了。在五七干校里只管吃饭，工资减半，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生活无着落，被迫到处流浪，他（她）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他打算趁这段农闲时间回成都去看看弟弟妹妹，顺便也给弟弟妹妹买点东西，带点鸡蛋回去，因为没有钱，又不愿意向同学借，（其实，在同学们之间，谁也不会有多少钱，大家都难啊。）而且在同学们之间绝大多数都没啥钱，所能借到的那几个钱根本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铤而走险，动手抢了农民的鸡蛋，结果铸成大祸。他也亲身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事情经过初步调查，基本属实。我将调查的情况向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书面汇报，会议主持人把我审查的结果在会上讲述了一番之后，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杨社长和周部长相互对了一下眼神，便走出了会议室，过了好一阵才回来。

杨社长大声宣布：“这个知青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他应当得到严厉的处分，至于给他什么处分，关键要取决于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今天就暂时不做处理。但是他必须在公社写检查。什么时候认识上去了什么时候再做处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从自己的衣袋掏出10元钱放在桌子上，武装部的周部长也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10元钱放在桌子上，和刚才的那张10元钱重叠放在一起，大家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了好一会儿，我把今天赶场带的五元钱除了寄信，剩下的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推到那两张十元人民币旁边。于是大家仿佛也明白了什么，会议室里所有的人纷纷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钱放在桌子上，桌子上的人民币很快汇集了一大堆。

周部长把桌子上的钱大致数了一阵，然后从一面靠近窗口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这些钱全部装了进去，当着大家的面封好信封，摆在桌子上。

随即拿起桌上的手摇电话机，给街上的邮电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来个人。到公社会议室来办理一个特殊邮寄。

这时候，杨社长双眼巡视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心情非常沉重地说：“同志们，这个知青所犯下的错误的确是遭人恨。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在家里生活无着落，的确又令人心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吗？为了孩子们。我们给他寄回家去，做他的弟弟妹妹们一点儿生活费。也好让孩子们能吃上几顿饱饭。在这个年月里，国家也很难啊，老百姓的日子都很艰难，你们这些知青就更不容易啊。”

这个会已经开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所有到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当我们把这个正式决定通知这个知青的时候，这个知青顿时哭了，哭的那样动情，是啊，人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我们看到这个知青哭成泪人一般，我们的眼泪也充满了眼框，就连在公社院子里，几只低空盘旋的燕子，它们也一直都围在我们这群人的头顶上打着盘旋直转着圈。久久不忍离去。 
    在返回生产队上的路上，眼看就要看到我的小木屋了，微风习习吹拂着流淌着急流的河面，站在三堰口黄果树下的青石板桥上，静静地欣赏着：夕阳西下的河面，河岸两遍绿油油的层层梯田，还有那些随着微风摇摆不定的树枝倩影，我双手向前伸直，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构成一个方框框，用幻想中的照相机，假想能把这美景拍下来，透过这个方框框，观察到河面倒影中的我，头发好像有点乱，下意识地用手把遮住眉毛的几缕头发向旁边抹了一下，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

遭了，今天是逢场天，原本打算是要上罗坝街上理发的。可是，我在罗坝场街上呆了整整一天，就被那个知青抢鸡蛋的事情搞得忙昏了头，居然忘记了理发。看来也只能是等下次赶场再说了。

我信步走过青石板桥，绕过桥边那棵巨大的黄果树，在返回生产队的田间小路上，慢悠悠地闲溜达着，一路上观赏者太阳将要落山的景色，哼着小调跨进了从来没有关过的大门。

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小木屋门前的嗮坝里，站着几个我们学校的知青，他们拿着两只鸭子，一大块猪肉，还有一些胡豆等。说是要在我这里打平伙。我一进大门，他们几个就开始埋怨我：“你咋个才回来，我们等你等得你好苦哟。”我赶紧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把同学们让进屋。大家开始七手八脚地忙开了。

晚饭吃得时间可就长了，大家好不容易碰到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七嘴八舌不停口，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间。这时候，我的小木屋对面不远的山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地喊话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请看下一节《抓空降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