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

    知青在农村干农活干累了，从农村回到城里休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乡下的生产队，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开始到也没出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可到了69年7-8月份以后，成都地区出现了李向阳、瘦狗等知青，与当地解放军警备区的巡逻队发生武装对抗事件。从那以后，成都市各个派出所给他们所管辖的各街道以及居民小组发出了通知，不论哪个家，只要是有知青从农村回到城里来，不论呆几天，都要向派出所登记报告。

    一旦在这个街面上出现了什么案子，首先就要从这些农村回来的知青查起，街道上的所有知青从农村回城后，必须要到派出所去报告，人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前，还要到派出所销号。我记得还是在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时期，街道上为了防奸防特防匪防盗而采用的做法，现在都用在如何防范知青的组织措施上了。

    在成都市区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我有时会遇到这样令人尴尬的事，看见公交车快进站了，我连忙跑几步，准备上车，车上准会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他大声喊道：“乘客同志们，大家注意到啊，又来一个啊。”车上的乘客们都会发出会意的哄笑声，那个笑声不言而喻：又来一个小偷。大家要留神。

    这时候，假设你上了车，车上所有的人都会用异样防贼的眼光盯住你，让你感到特别委屈的冤枉。跟谁都没法解释。因为大家，无论是谁，都没有说什么，但是这种防贼的眼光老是死死地盯着在我们身上，另我们感到有万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这种被歧视的眼光足以把人杀死。

    这时候。假设你不上车，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就会提高嗓门，对车厢里的乘客们说：“我的眼光很厉害，只要看一眼我就晓得他是贼，你们看，只要我一喊要你们注意点儿，他就不敢上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会带着会心的冷笑，用防贼般的眼光齐刷刷地把你盯住。认准了你就是贼。

    此时的你，无论上车与否，在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眼中，你都是个贼。在他的理论观念中，贼就是知青，知青就是贼。你根本没法跟他沟通。我们倒过来想，如果这位老大爷的孙子也是知青，不知道这位老大爷否还会坚持这样的理论观点呢？在成都市里所遇到的这类情况，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恐怕所有的知青都受到过如此尴尬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洪雅罗坝。途中经过洪雅县城，在大街上，遇上了一个洪雅城关镇知青的妈妈，她的儿子和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她老人家是认识我的，还是她主动拉着我，热情地把我拉进她家做客，刚招待我坐下后，马上就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我不禁有些诧异：“你老人家咋会这么着急，还有什么事？”她神秘地回答道：“街道和派出所里都有交代，凡是知青进了门，都必须报告。免得以后招惹麻烦。”我不禁苦笑道“不必去报告了，我马上就走。”说着立刻站起身来，和她打过招呼，道过别以后，匆匆地离开了她的家，出了院落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家那条街。转过几个弯来到洪雅县城的路口，踏上通往罗坝公社的简便公路……

    城里的所有物资供应是按城市户口的人数，按计划凭号票分配的，在城里已经没有我们这些知青的口粮，一切就不会有我们的份儿了。要么就是自己在临离开生产队之前，背点米到二区粮站换点粮票带走。要么是直接从生产队秤点自己的口粮背回成都的家里。要么就是啥也不带，在家干吃父母的粮。父母虽不说什么，可他们的粮每月也都有数的。没有多余的粮啊。我把他们的那份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吃什么呢？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知青是被无情地抛弃了。那个年月，想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比登天还要难。老闲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心里也不踏实。

    我们下乡在农村也同样。比如，我们正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外边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上，一旦有知青模样的人由此路过，周围的社员们立刻围着我，向我发问：“那两个知青你们认得到不？”如果我们说认识，他们就进一步打听，是哪个队的知青？表现如何？如果我们说不认识，他们都会立刻用警惕的目光一起投射到那两个知青身上，防贼似的死死地盯住他们，一直到能够确认那两个知青的确已经离开我们生产队的地界为止。

    但凡是有我的同学到我的小木屋来找我，队长或者是队里的其他干部都要赶过来打个照面，从表面看，是队里的干部关心我，主动和我的同学聊天，表现出队里十分好客，实际上也包含着另一层意思，看看我的几个同学，他们是不是贼，走了没有？

    我的房东，隔壁的民兵排长就是这样，每当我的同学来找我，他都会到院子里忙东拿西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的房门东张西望地斜看几眼，一直到我的同学离开，他才会从院子里走进他的堂屋。非常明显，他对我很放心，凡是外面来找我的人，他心里实在没有底，那种基于防范的心里状态，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闲暇之余我在房间里顺手拿起一把凤凰琴，请看下一节《凤凰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