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弟弟下乡了

    1974年8月，成都市又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高潮，虽然说这两年，知青下乡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只要是家里排行是老大的，还有家里是独子的。都可以照顾，留在城里不上山下乡。

    可是对我弟弟来说，都摊不上照顾得份。第一，他不是老大。不能照顾。第二，对他来说，家里有哥哥和弟弟，不算独子。还是不能照顾。他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我的大弟弟高中毕业，正好赶上了。他下乡的地点是四川省西昌地区冕宁县，距离成都市有一千多公里的大山区，光坐火车都得十多个小时。

    虽然当时国家对上山下乡有了新的政策，家里排行是老大的可以不下乡，但是他在家里排行毕竟不是老大，小弟弟还在读小学四年级，而且我这个当哥哥的又在成都市上班，天天上下班都经过总公司门口，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总公司的大院里，大院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谁也无法隐瞒。

    我的父亲在总公司机关领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登记表，我的大弟弟看到我在农村当知青，没有花费什么事，仿佛父母没有操多大的心，两年之内，很快就回来了。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是个没有什么的本事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不是也很顺利地完成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渡吗？他的脑袋比我要灵的多，肯定能比我更早一些回来，也就毫不犹豫地填完了登记表，由父亲代他交到总公司的有关部门。

    我弟弟很快办完了下乡的手续，就等出发了。在这几天里，天天在家里心不在焉地，做什么事都显得那样无奈和懒心无肠。犹如度日如年，经常哼着一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我当知青时的一个凄凉小调。在家里面转来转去。我看到这些，心理也很不好受，此时此刻我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就和我当初离开家当知青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也时不时地也劝慰他几句，可他立马就给我顶回来：“你当知青已经回都回来了，当然也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其实这时候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得进去的。我也就不再提起下乡的话题了。

    几天以后，我们的大院里来了好几辆大客车。来送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出发了，我们全家都到院子里等着送我弟弟上车，我把弟弟的行李装上车安顿好，下车找到大弟弟，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正在和他交代着什么，小弟弟拉着他二哥的手，舍不得离开。我和大弟弟拉了拉手告诉他，行李所放的位置。说了句：“抽空多来信，农闲时就回来吧。只要好好地在队上表现，总会有机会很快就回来的。”我弟弟点了点头就上车了。

    这批下乡知识青年全都上车了，这几辆大客车缓慢地驶出了大院，全院子所有的人都跟出了大院，来到了总公司的大门以外，看着这几辆大客车，缓缓地离开了我们，驶向了远方。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当知青的孩子走了，他们带走了亲人们的期盼，留给了亲人们无穷的思念。等待这些知识青年们将来的命运是什么？这种沉重地思想负担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人们的心上，令人们在今后的几十年都无法抹去。

    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和我弟弟一个公社的知青都先后调离了农村，那个生产队的六个知青已经走了四个，我父亲和母亲实在沉不住气了，商量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最后决定利用到西昌出差办事的机会，找到当时在西昌太和铁矿的老朋友想想办法，到了西昌以后，征得那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多方协助，经过朋友托朋友，熟人托熟人，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在西昌太和铁矿为我弟弟弄到一个开电铲的招工指标，接受方的商调手续办好之后，我父亲连忙从西昌赶到冕宁，独自走了几十里乡村盘山简便公路，找到我大弟弟所在的生产队，把招工的事情告诉我的大弟弟。尽管当时这个工作岗位在西昌太和铁矿，是个开电铲的司机，但毕竟不是再当知青了，起码也算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不再靠工分吃饭了。

    十多天后，我的大弟弟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临走那天，生产队里的最后一个知青用手推车，把我的大弟弟的行李一直推到火车站，办完行李托运手续后，他们就分手了。我的大弟弟算是离开农村，不再是知青了。

    那个生产队里最后剩下的那个知青，推着那辆手推车独自回到生产队这一路上，不知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把车推回生产队的。当他回到生产队的知青住房，望着那偌大的房子，当年挤满了一起下放来的知青，人声鼎沸，而现如今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心里又是啥滋味？很难想象，他又在何时才能离开那个生产队呢？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了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赶紧向工段长杨师傅说明了情况，请了一天假，赶紧骑着自行车到了人民北路小学校，见到了小学校长。请看下一节《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