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合理化建议

1982年春天，五冶总公司决定在双林路住宅区修建一栋七层楼的家属住宅楼，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要修七层楼的建筑物，有的部门领导为了稳妥起见。在设计上采取了比较保守的设计方案。图纸已经发到有关处室和施工队。基础施工已经开始实施。

按照当时的工作程序，我已经把该单位工程的施工图预算审批完成，交给处长最后定板。处长把预算看了好一阵，抬起头来问我：“同样是住宅楼工程，这个单位工程的平方米造价为什么比其他的单位工程造价高出一大块？”

我回答说：“按设计出来的施工图纸计算，这个单位工程的工程实物量就是比其他单位工程的量要大一些。虽然说造价就是比较高。但我已经核算过，所有的工程量都有足够的计算依据。预算我已经审核过，除了少数的计算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以外，大部分的工程量计算依据都完全符合计算规则，取费标准和价格都符合规定，预算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处长思索了一阵，然后用一种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我说：“你能不能仔细地在施工图纸上找点线索，挑点毛病，提点儿合理化建议，想办法把这个住宅楼的平方米造价降下来？”

这时候我心里开始发虚了，犹豫不决地回答着处长的问话，言语中充满了明显的不自信，丝毫没有一点儿底气：“我没有学过工民建专业，建筑材料力学等很多方面的东西我弄不明白。对于建筑设计我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这个我来完成困难太大，恐怕难以完成。”

处长笑了，他和蔼地对我说道：“我知道你没有学习过建筑设计方面的东西，要你马上达到什么专业上的水平的确有困难。虽然说你不懂土建专业，但是也可以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挑一挑设计图上的毛病，应该没有问题吧？你已经来了几年了，看的图纸也不算少了。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我依然犹豫地回答：“那我就试试看吧。”

处长这时候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轻言细语地说：“你不要紧张，仔细地看看图纸，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我的办公室。面目表情早就被我的直接领导----合同预算科两位科长看出来了，他们关心地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刚才在处长办公室里处长和我谈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番，科长们都笑了。

唐科长一边笑一边说：“按照处长说的意思，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我满脸疑惑地摇摇头。

郑科长接着说：“你把这个工程的施工图纸先找出来，再另外选一套另外的住宅楼的图纸。基础图对基础图、平面图对平面图、断面图对断面图。逐项数据一个一个地对照检查。有了对比分析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毛病。找出了毛病，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有了。”

我这时候才算心里有点底。知道我该怎样完成任务了。

我主意已定，立刻开始，说干就干。当即翻出两套相关的施工图纸，在办公桌上摊开，按照科长说的办法，仔细地搜索每一组数据。

终于有所发现：该工程与其他的住宅楼在外形上基本差不多，该住宅楼工程为七层，其他的都是六层。这个工程只比其他的住宅楼高出一层，却把所有的承重墙厚度都设计370mm，比起其他住宅楼的承重墙厚度增加50%。由此而产生的墙砌体、钢筋混凝土圈梁和构造柱以及钢筋用量上都显著增加。结果必然导致平方米造价的增加。

问题找到了以后，为慎重起见，我又到施工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发现该工程基础已经施工，主要关键工序按设计要求已经基本完成。第一层的钢筋绑扎已经开始。我曾经征求过现场施工技术人员的意见。他们也和我有一样的看法，对建筑物设计的保守做法保留一定的意见。此时此刻这个住宅楼的合理化建议我在心中的腹稿大体上已经基本形成。

回到办公室我整理了一下思路，设计为七层，基础肯定地说要比六层的基础从理论上讲是要大一些，何况基础已经施工完毕。就按该建筑基础原设计方案不变，七层比六层高出一层，那么从第二层开始到第七层，也算是六层，基本负荷与其他的住宅楼基本符合完全相同，都可以按六层的结构进行修改，在理论上应当是没问题的。

把这个住宅楼的把所有的承重墙（除第一层以外）厚度都修改为240mm，与其他住宅楼的承重墙体厚度调成同等厚度，在逻辑上讲应该是可行的，这既可以照顾到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材料浪费。而且在二层以上（包括二层）每户还增加了接近3平方米的净使用面积，还可以节约工程造价。

这个合理化建议的想法方案确定以后，我向科长提出建议，征得两位科长的同意后，马上着手进行计算。

按照上述的基本思路，经过实际计算，在每平方米造价上按当时的建筑预算定额及其相关规定，可以降低3.95元，建筑面积3664平方米，节约投资1.45万元。最后以文字和表格的书面形式向处长做了详细汇报。

当然，我没有用个人名义，而是以合同预算科的名义写出了合理化建议，在这个建议上我只是一个具体的执笔人。处长看到我交给他的合理化建议书以后，高兴地说：“我没有说错，你会完成任务的，我现在不管你是用什么名义写出来，关键是你能写出东西就行。”话音未落，他就拿着这份合理化建议走出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以后，技术处情报科的李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拿着我写的这份合理化建议书对我说：“你的建议我们都看过了，内容很好。就是与合理化建议的标准格式对应不上，你最好再按照公司的标准格式重新搞一个正式表格。”我答应了他的要求。重新写了一份，按正常程序，逐个地找相关部门的业务人员、科长、处长以及主管经理签署意见。

几天以后。按当时的评定标准和程序，机关财务科给我拿来了120元合理化建议的奖金。我把它全部交给了科长。

两位科长笑着说：“奖金是给你的，你收了就是，就不要上缴了。”

我说：“这个合理化建议是在你们二位科长的指导下完成的，再说我也是用合同预算科的名义写出来的，绝不可能一个人自己把它全揣起来。这奖金怎么分配，得由领导们决定。”

唐科长说：“你要这样说，那我们两个科长也确实不好定，我们真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干脆交给处长，由处长来定吧。”

三个小时以后，科里的会计师赵老师从市里回来，交给我一个黑颜色人造革（当时算是比较流行的三倒拐样式）的公文包。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文件包是处长奖励你的，同时还给你30元奖金。120元奖金除了你的这份，剩下的就给处里的其他同志每个人发一支钢笔。”

在当时我的月工资是按三级工的工资标准（44.5元/月）。这一下子就发给我30元的奖金，在当时对我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

我们处长以后就经常对别人讲，我们的设计师们太保守了，搞出来的住宅楼设计，就连我们的初中生都糊弄不过去。

1982年春节以后，五冶计划处正在开会学习政治，机关办公室送来一份文件，大家纷纷拿来进行传阅，我接过文件看了看标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66、67、68届应届（过去称为老三届）初中毕业生文化程度复查和确认等内容的。

记得在69年元月份，仅成都市区而言，就有十几万人首批上山下乡，69年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就更多了，起码要有一两千万人，绝对不是少数。我相信以后国家肯定会要有个明确的说法。

这个说法整整迟到了13年啊，国家有关部委总算是给我们来了一个说法。请看下一节《关于初中毕业生文化程度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