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永远的浪漫

一、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在大别山余脉一个叫“小岗头” 的贫瘠山村。说是山村却没有高山，四周都是岗地和水田。这里既没有山区丰富的林业资源，也没有畈区平整的水田，是个“三天不下雨，泥巴硬似钢”，“连下三天雨，路面稀糊汤”的不毛之地，因此，长辈们常说，这是个“鬼不生蛋的地方”。我的家就在一块坡地下面，后面有口池塘，前面是一溜水田，我家住的茅草房就像一座破旧的碉堡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除了门前的一颗大枫树，再也没有特别的标识，显得格外冷清。

从小我个儿就长得挺高，浓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见了熟人就微微一笑……,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和姐姐们相处的挺好，有什么好吃的，总相互谦让，姐姐们即使有一粒糖果，也要咬成两半，留一半给我。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母、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兄弟姐妹共6人。衣服经常是合着穿的，哥哥姐姐的穿小了，就给弟妹，不分什么颜色、款式。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是家中的幺儿，12岁之前没穿过新衣服。渴望和小伙伴玩耍，渴望有新衣服、新鞋子，这就是我的童年。

七岁，是上学的年龄（农村一般8岁上学），家里却拿不起“一元钱”的学费。无奈，爸爸挑了一担土坯（一种人工加工，没有经过烧制的像砖一样的建筑材料）送给学校建课桌，充作学费。

20世纪70年代初，是个大集体、人民公社的时代。农村，在生产队必须多挣工分，没有工分是分不到粮食的。姐姐们都缀学在家干农活，但姐姐们只挣到男劳力一半的工分（生产队规定：女人与男人同样干活，可工分只有男人的一半），因此我家长期是缺粮户（不分或者少分粮食）。

我虽然上学了，但最愁的还是学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从小就很懂事，很少和同学玩，放学后就想着帮家里干点农活。比如，早晨上学前放牛，下午放学后割牛草。这样就可以一次挣到半分工（相当于1分钱，可以买半盒火柴）。

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抢着放牛，直冲到牛前面，被正在上田埂的牯牛，一下子摆到田坎下面，满身泥泞，但为了那半分工，还是倔强地爬起来，抢到了牛绳……

因为贫穷，我和村里的几个穷孩子，经常在书包（用土布手工缝制的布袋）里放上碗筷，放学就到学校附近人家要点饭吃，然后继续上学。至今村里还有人笑话我“讨饭念书”。我年龄小，虽然有点害羞、自卑，受伤害，但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好强的妈妈。为了改善生活，爸爸妈妈总是不分昼夜地干活，白天忙一天的农活，晚上还要纺家织布到半夜，即使这样没日没夜的劳作也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全家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姐姐们渐渐成年了，一个个出落的如花似玉，特别是大姐东方菊，被誉为小岗头村的美人。白皙的皮肤，两弯新月一样的眉毛，杏仁眼，洁白的牙齿，身材苗条匀称，无论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大姐在家是干活的好手，对弟妹也十分关心爱护，可谓心灵手巧。因此，来家里为大姐说媒的人很多。但父母观念陈旧认为还是老亲可靠，于是将大姐东方菊许配给大姨妈的儿子王有才。

大姨妈家离我家大约四十里远，住在一个叫“五里拐（那里人因奸诈得名“拐”）”的地方。虽然王家不算富裕，但那里离县城很近，经济相对宽裕些。

王有才，中等身材，尖下巴，白皮肤，两只鼓溜溜的眼睛转个不停，虽然只读过初中，但此人精明，为人狡诈。为了前途，他放弃家里农活，报名参加了国家“三线”厂建设，被县人武部征集到洪山寨挖备战山洞。既可以多挣工分，也让人觉得有面子。他常年住在山里，吃喝均在工地，一年也没有几天探亲假。姐姐嫁过去后，王有才也很少在家。

王家有6口人，姨妈、姨夫，两个表哥、表姐。大姨妈是个爱唠叨、爱骂人、不知疼爱孩子的女人。大表姐是个尖嘴猴腮、嘴贱毛长的姑娘。初嫁王家，贤惠善良的姐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过得十分压抑。有了孩子后，更增加了经济和心理的双重负担。原本红润光洁的脸上逐渐爬上了皱纹，白皙的皮肤变的黝黑，为了家庭琐事，姐姐与大姨妈之间经常争吵，积怨越来越深。

 一个盛夏的午后，生产队社员都在旱地里剥黄麻皮，不知怎么孩子哭闹的厉害，大姨妈就在全生产队社员面前大骂姐姐：“丧门星”，“狐狸精”，“臭婊子”等等，还撕扯姐姐的衣服，并恶狠狠地说：你去死吧，“塘也没有盖子，树也没叼丫子”……

更可恶的是那个尖嘴猴腮的大表姐也狗仗人势，帮着大姨妈一起臭骂大姐，甚至抽大姐的耳光。

可怜的大姐被羞辱的再也无法忍受，又加上长期的郁闷、长久的压抑，终于在瞬间爆发，她痛哭着从打黄麻的劳动场地跑回家，想到结婚两年来所受的委屈，想到身边没有知心人倾诉，想到家里的贫穷和苦闷，她含泪把七个月大的孩子小安喂了一遍奶水后，送到孩子的小姑手中，然后关上家里的所有门窗，在房间恸哭……

 六岁的我，在家看家玩耍。突然，来了个陌生人说是大姐婆家人，要找我父母，我立即跑去找妈妈。

妈妈是生产队妇女队长，正在组织全队的妇女劳力“农业学大寨”兴修梯田，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工地上喊：“妈妈，大姐家来人了，说有急事”！

妈妈听后一头雾水，心想：昨天王有才刚来过我家，顺道就去了洪山寨，怎么今天就有急事呢？妈妈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就和我一起回家了。

送信人见到妈妈后说：“东方菊突然病重，正在抢救”。

“什么病，危险吗”？

“我不知道，我在地里干活，队长要我送信的”，送信人怕问的更多，说漏了嘴，连忙说：“我还有事情。”就走了。 

送信人走后，妈妈吓瘫了，预感到事情不好，想起平日大姐诉说过的一切，猜想大姐肯定与婆婆吵嘴了，是否喝了农药呢？于是嚎啕大哭：“我的儿呐，你怎么了，你回来一次次诉说你的苦，我都批评你，总认为大姨妈和我是亲姐妹，不会伤害你，哪知真的把你害死了呀”，“你这个老匹壳呀，你比鬼都坏呀，我去了要把你撕开，你要赔我的儿来”……

妈妈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口水、泪水连成一片，妈妈的哭声，像一声声讨伐，一鞭鞭抽打，哭哭喊喊，喊喊哭哭，几次哽咽窒息晕厥。全生产队的人都来了，有的慢慢地劝说着，有的陪着默默流泪。爸爸一会捶胸号啕，一会默默流泪，像疯了一样瘫坐一旁。哥哥姐姐们，看到父母这样，也都流泪大哭，乱作一团，整个家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很长时间，爸爸才逐渐冷静下来，站起来默默地向屋外走去，准备找家族长者商量为女儿报仇，讨还血债。

爸爸跑到邻村东方老叔家哭诉了大女儿被人伤害的事。老叔听后义愤填膺巴掌一拍，说：“这还了得，我东方家族也是大户，岂能这样被人欺负，我马上召集东方家族，把“五里拐”王家满门抄斩。他妈的，太欺负人了”！

 妈妈稍微清醒后，就背着我急急地向“五里拐”王有才家奔去。路上逢山过山，遇水涉水，衣服湿透了，眼泪流干了，鞋子也跑丢掉了……四十多华里的路程，跌跌撞撞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

到了“五里拐”已经是半夜，但路边依然站着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大约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见到妈妈，全部下跪求饶。妈妈披头散发，不顾一切地冲到王家，冲到姐姐的房间，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位穿短裤的年轻女性躺在一床殷红的鲜血之中，头颅歪斜在一边，眼睛瞪的好大好大……

妈妈发疯地哭喊着，不停地向大姐的床扑去，但都被众人一次次拉开了，我也吓坏了，大声哭叫着：“还我姐姐，还我姐姐！”

凄惨的哭喊声，让在场的所有人泪流不止……

妈妈哭着哭着就晕过去了，被送到大队医疗室抢救，慢慢苏醒后的妈妈见到守在旁边的大姨妈，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用嘴咬下了她肩上的一块肉，顿时鲜血淋淋，揪下的头发也洒落一地……

  这边，老叔和爸爸召集的东方家族100多人，也手持扁担、镰刀、菜刀，连夜开赴“五里拐”，此时的王家已经被公安机关设置了警戒线，家族来的这些叔叔、哥哥们被阻隔在外，公安劝阻不得打架、斗殴，一切由公安机关处理。

家族代表东方武杰要求公安迅速查明情况，捉拿凶手，否则荡平“五里拐”王家。家族中的其他人，虽然十分气愤，但也只能静候查处结果。

第二天，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听到消息，络绎不绝的来看“五里拐”杀人惊天大案，群众议论纷纷：凶手太残忍了，这样的凶手不严惩，“五里拐”就是杀人场，以后谁也不敢在此住家了…… 

然而，议论归议论，案子还是要靠公安局侦察定性，一次次检查，一次次侦察都过去了，一直持续到三个月后，侦察的结论是：连砍三刀，自杀。

“不可能”、“不可能”，爸爸、妈妈颤抖着说，我们要上诉 。全家人都气晕了，六岁的我除了咬牙切齿，流泪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有谁才可以帮助大姐洗刷冤屈呢？

这一次痛失手足的打击，如雕刻般印在我的脑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惨绝人寰的一幕，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床殷红的鲜血和一颗歪斜的头颅……我默默的攥紧自己的小拳头，一定要为死去的姐姐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