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4篇：我成了小“干部”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4篇：

    我成了小“干部” 一天下午，经理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小鬼，这段时间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只是自行车还没有学会，摔了好多次跤。”他摸着我的头说：“小鬼，看来你那一年初中实在没有白读，这段时间挺不错的。现在应该到基层去锻炼锻炼了。”我不晓得他说的“基层”是什么意思，而且更加舍不得离开姆妈和那辆东德进口的自行车。但是想归想，嘴里可没敢说出来。见我不开口，经理笑着说：“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那好吧，先给你放两天假，回家去告诉妈妈，过两天我让老伍送你去渣江八区。到了区里，你可就是一个小干部了哟。”我连忙回家去，将要到渣江去的事情告诉了姆妈。她一把将我揽进怀里，眼泪跟着也就流了出来。可只过了那么一会儿，她松开我，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现在是新社会了，我的寿伢子也长大了，该飞了……”几天后，郝经理指派伍隐华同志带我去渣江。我们先是搭汽车到西渡，第二天我背着自己的小背包，跟着老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两只脚打了好多泡，背包也被老伍拿了过去，我虽然空着两只手，可实在是走不动了，见到路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坐在那上面不愿意走了。老伍无可奈何地直摇头，但还是在我身旁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发着牢骚：“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经理就急急忙忙派我来乡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就被老伍打断了，他说：“小王，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你留在经理身边，他每天扫地，打开水，送信都不用自己动手，多舒服。现在你走了，这些啰嗦事情都得他自己动手干了。可是你一到八区，就是一个小干部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以后应该怎么办？”老伍站起身来，着急地说：“小王，咬紧牙，快点走，不然天一黑，碰上老虎就糟了！”看到他那紧张的样子，不像是在吓唬我。我心里一阵害怕，脚上竟也凭空添增了几份力量，天擦黑时总算是到了渣江。后来我听区里的老同志告诉我，夜晚老虎有时候真的会到渣江那条小街上来，那天老伍并没有吓唬我。现在回想起来，郝经理让我给他当通讯员，接着又让我到基层去，他是为了什么？在上个世纪，“组织培养”是人人都听到的一句口头禅，但是我却是真真切切地亲身感受到了。那时候的很多老干部，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子在做呀。 我在县贸易公司八区营业所，开始时也没有个具体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打扫营业室的卫生，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逢到“赶场”的日子，门市部的顾客会比平时多上好几倍，哪个人忙不过来了，就喊我过去临时帮忙打下手。后来领导又让女同志李菊秋领着我，负责收购群众手里的废铜烂铁，说是要运到工厂去熔炼做成子弹支援自愿军。那件工作挺麻烦的，光是铜，就分为弹壳铜（价钱最高）、紫铜（紫红色的铜）、响铜（铜锣、镲、钹）、黄铜、杂铜，价钱还都不一样。加上那时候的老秤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只折合0• 0625斤，打到算盘上面，就是：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这就将我搅晕了头。看来不学会打算盘，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好心的李大姐就教我学习用算盘打“666”。具体的做法是：从1一直加到36，正确的得数就是666。我一天也不知道打了多少遍，手指头都拨酸了。就是夜里睡在了床上，我还想象着自己心里有一把算盘，我就在那无形的“算盘”上面，继续练习着666……。后来收铜有了人，我又和李大姐去给贫苦农民发放救济粮，每天跟谷子打交道，一直继续到1952年我调到县里去时才移交给了别人。 那时候，湘南地区第二批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正在进行。有时候我也被派跟着区里的工作组去下乡，可是我什么也不懂。一次正在开会，几个老同志都不在，乡长就对大家说：“现在请小王同志给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那一刹那，我的心确实跳到了胸口，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几乎要昏过去了。 也是在那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了贫苦农民在诉苦会上对旧社会，对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一家几口人，可是全家只有一条破鱼网般的棉被子；我还看到有的贫苦农民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忍痛砍掉自己的右手食指，然后将那一节指头保存在石灰罐罐里，直到土地改革开控诉会时才拿出来。郝经理有时候也会到八区来，还让我跟着他在贫苦农民家里住过好多天。我知道了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但是那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什么家庭成分，我也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革命干部了，从来没有将地主阶级与我自己联系起来。 那两年，我虽然离开了衡阳市第二中学，算是辍学了。但我有幸在那个年代，在那被人们称之为“革命熔炉”里面，接受到了那些老干部以身作则的教育，真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呀，我等于又进了一所好学校！ 那段日子，领导让我干什么我都是好好地去干。1951年渣江镇上那小小的文化室有了一台康乐球，空闲时间我就去学着打；那时候蒸水河里的水纯净得绝不亚于现如今人们用塑料桶装着卖钱的“纯净水”，是那样地清纯、那样地甜。每天吃过晚饭，我就邀上小街上的几个小伙伴一起跳进河里，尽情地戏水，尽情地玩耍，一个“澡”就能够“洗”到天黑；那时候，我还真有点像“小草”那首歌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叫做“烦恼”的一个词。我就是这样子告别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这里，我翻出了文化大革命后幸存下来的，一张1950年在衡阳二中读书时的照片。我久久地看着自己那双不大但却是童真无邪的眼睛，引起了我对桩桩往事的回忆。原本零乱无章的记忆小碎片，也就慢慢地串连了起来……） 1952年，我调到县贸易公司工作。那时候上级很注重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县里办有干部文化补习班，我在那里主要补习初中语文课，但是现在我还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赵树理先生写的《田寡妇看瓜》了。我又通过函授自学了上海的亚伟速记。县贸易公司的李秘书文化水平高，新湖南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面经常能看到他写的文章。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李秘书对我也很好，经常告诉我如何积累素材，如何写文章。后来，我就大着胆子试着给报社投稿。一次不成再投一次，到了第三次，一篇小小的稿子终于见了报。看到那两块豆腐干大小的文字，还有自己的名字，竟然都登在了《新湖南报》上面，我真的像是中了头奖般地高兴！（这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我在后排中。后排右一是我的好朋友王继。后排左是另一位好朋友李淦。前排右二是县公安局老张，一位南下干部，其他三位同志也都是县里的干部。十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也就是在1953年，由部队转业下来一批干部，县贸易公司就分到了好几位。特别是组织科的韩科长，在朝鲜战场时就是营教导员，听说还是一位战斗英雄。过去，我亲眼见到的英雄就只有一个狼牙山的葛振林老英雄，但我们还不在一个县，除了跟着小夏去他那儿听过几次战斗故事，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我对韩科长特别地钦佩，有事没事都爱往他那里跑。他也经常给我讲一些朝鲜战场的故事。有一次，我还和莫京思穿上他的军装，戴上帽徽领章，胸前挂着他那些光彩夺目的军功章，到照相馆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战斗英雄”瘾（可惜那张照片1969年在暴乱分子抢、砸我所在的西藏巴青县高口区时给“砸”丢了）。照完相，我去给他还衣服，韩科长说：“小王，你这么喜欢军装，这套衣服就归你了。”那是一套半新不旧的背部有四道棱的军干服（那时候解放军的军装是仿原苏军的军便服，士兵军服后背是一大块布，而干部服却是由一宽两窄三块布组成），我真比得到了一坨金子还要高兴。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科长又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旧书。他满怀深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磨损的封面，说：“这本书可不简单。它写的是卫国战争中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故事。这还是你们湖南大作家周立波同志，用他写《暴风骤雨》得到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两万元，买了一万本《普通一兵》，送到了朝鲜前线。它跟着我在朝鲜经历了枪林弹雨，现在送给你。”我高兴得给韩科长鞠了一个躬。从那以后，我天天都想着马特洛索夫，想着冲锋枪，也更想去当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