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21篇：翻越昆仑山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二十一篇：翻越昆仑山

    离开格尔木的前一天，全队人员被分成了好几拨，到几家“帐篷饭店”去吃八宝饭。赵队长说：“今天大家敞开肚子多吃一点、吃饱一点。离开了格尔木，再想吃到这么香甜可口的八宝饭，就只能等到年底收队回西宁了。”

    那天下午，队上给大家分发武器，听说是三个人发一支枪。我心里想，这样的好事情，哪里能有我这个“另类人”的份？就找出一本书，躺在地铺上看了起来。谁知一会儿大队会计刘启明跑来喊我：“小王，快起来，领枪去。”我说：“三个人才发一支枪，我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刘会计说：“看来咱们队长还真是能掐会算。要不然他怎么就专门让我来喊你呢。”我跟着他来到赵队长住的帐篷，队长亲手交给了我一支卡宾枪！就在这一刻，1956年小赵在衡阳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你还想从这小本本里（预备役军士及兵的那个小红本）看出一支枪来？”但是今天，在昆仑山脚下的帐篷城市格尔木，我千真万确地领到了一支“货真价实”的枪！我知道，这完全是我有幸遇到了郝部长、任部长、赵队长这样的老八路、这样的好领导，他们没有将我当“另类人”看。回到我住的帐篷里，我将那支枪擦了又擦。心里头的感慨呀，真正是万万千！

    车队来到昆仑山的天崖涧。小蒋介绍说：天崖涧是雪水河最窄的一段，宽约8米，岸上距离水面深达30余米，上窄下宽，呈八字状，涧底黑浪奔涌，响声如闷雷，从崖口往下看，不少人都会感到头晕目眩。公路修到这里，除了在这里架桥，别无他路可走。但是那时候筑路指挥部里面，一个工程师也没有，只好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工兵连。副连长王宏恩带领几个战士，冒险爬上40多米高的悬崖，冒着生命危险悬空作业，终于架成一座简便桥。为了纪念战胜了这一天险，这座桥被命名为“天崖桥”。后来有了工程师，又重新设计修建了一座永久性的水泥桥。1956年，陈毅元帅率领中央代表团进藏路过这里时，对昆仑桥赞叹不已，亲自定名为“昆仑桥”。

    我们来到了纳赤台，小蒋接着讲故事：当年文成公主一行来到这里，准备歇息时，才发现附近没有水，人畜只好忍住干渴过夜。但当次日早上人们起来时，发现供放佛像的地方，竟然冒出了一眼晶莹的泉水，原来这是释迦牟尼佛把山中泉水压了出来，普渡众生。

    另有一份资料说：青藏公路修通后，一路上的兵站很少。1956年的春天，十来个军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昆仑山下，一把炒面一把雪，手足冻僵了，皮肤冻裂了，终于在纳赤台附近找到了一股泉水。其中有一位炊事员老杨，趴到泉边掬起水来饮了几口，觉得甜滋滋的，就说这泉水能治百病，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昆仑泉。他们又搬来几块石头，垒起一个简单的地灶，撑起几顶帐篷，青藏公路上的纳赤台兵站也就这样诞生了。

    这口“昆仑泉”，从此养育了好多代的青藏人。从那次进藏之后，我又多次走过青藏路。每次路过纳赤台，我都要去看望它。清澈的泉水从岩缝间汨汨涌出，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我每次都要饱饱地喝上一肚子的水，再满满地盛上一水壶，带在路上喝。

    那一天，赵队长决定大家就在纳赤台住宿，洗尽几天以来的尘土和疲劳，畅饮珍贵的昆仑神泉水。队长还告诉大家，要好好地洗洗身子，更要尽情地喝神泉水，将此时此地的印象铭刻在自己心里头，再勇敢地往西走!到了班戈湖，再想舒舒服服地洗上一把脸，再想喝上一肚子清纯泉水的好机会也就不多了。

    第二天我们的车队翻过昆仑山，进入了如今名闻遐迩的可可西里大荒原。很多路段果真如老李所讲的那样，就只是“用”汽车轮子多次辗压出来的一道道车辙，到处坑坑洼洼，时不时还会遇到无数的大小石头。我们坐的每一辆载重汽车上面都覆盖着厚厚的蓬布，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个东倒西歪移动着的活帐篷。车厢底部放的是不怕踩压的物品，上面再放人们的行李，大家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卷上。人们上车坐好之后，司机更会好心地将盖在汽车尾部的厚帆布用绳子捆紧，目的是想挡住车轮卷起来的灰尘进入车厢。可是如此一来，尘土并没能挡住，原本就微薄的那一点点阳光和新鲜空气，却被厚厚的帆布挡在了车厢外边；车厢里一片黑暗，讨厌的扬尘充满了车厢里的全部空间，那滋味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汽车在这种路上行驶，就像是风浪中的一只小船，摇摇晃晃，车上的人被晃得东倒西歪。有时候遇到了“搓板路”，车子又立刻变成了一只簸箕，有人形象地比之为“炒黄豆”，人被抛得五脏六腑好像都颠倒了位置。反应大的人更是翻江倒海般不断地呕吐，真的是“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开始时，有人还想拿个缸子将那呕吐物接住倒到车外去，可是后来，人被晃得根本拿不住缸子，反而将那些呕吐物又泼到了旁边人的身上。再后来，人们便干脆用毛巾捂住嘴，呕吐物就吐到毛巾里，搞得那呕吐物到处都是。

    就是在路边的帐篷运输站里短暂休息吃饭时，小蒋也没有忘记讲故事。他说：筑路队翻过昆仑山进入了可可西里大荒原，道路在不断地延伸，筑路总指挥慕生忠也就一路给驻地命名，一共起了18个名字：西大滩、三叉河、乱石沟、不冻泉、开心岭、风火山、五道梁、乌丽、雁石坪等等。只有格尔木、纳赤台是原来就有的地名。接着小蒋神秘兮兮地问大家：“你们猜一猜，现在我们到了哪个站？”几个年轻地质员打开了“赌”：有人说是五道梁，有人说是雁石坪，争得不可开交。我就觉得奇怪了，他们刚才下车时还像一只只蔫头蔫脑的小鸡崽，怎么一刹那间就都变成了好斗的大公鸡？可是赵队长一直唱着“白脸”，他高兴地劝导大家说：“同志们，别争了，心平气和悠着点。”

    我在书上看到过，在过去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作战部队里的“宣传员”们，在行军路上打竹板、呼口号、讲故事，那就是在给战士们送“精神食粮”，它鼓励着战士们不怕牺牲，冲锋陷阵去夺取胜利。我们今天进藏，在赵队长的精心安排之下，大家也亲口尝到了这精神食粮的“味道”，战胜了高寒缺氧这个看不见的“敌人”。

    那天傍晚真的来到了五道梁。资料上写着：五道梁海拔高，地形像一只大盘子，四边高中间低，运输站恰好就设在那低洼处。还有一种说法是那里的土壤里含有某种有害元素，所以在整个青藏线，人们在五道梁的高原反应特别严重。怪不得人都说：到了五道梁，喊爹又哭娘。

    这一路上，人人的骨头架子都快要颠散了，卷曲在车厢里无法下来。又是赵队长在车下一声吆喝，原“勘探独立团”的战士们率先下了车，剩下的那些学生娃，这时候却没有了在纳赤台争胜负时的那股子气势，有气无力，好不容易才都下了车，互相一看，人人嘴巴、鼻孔里钻满了尘土，连眼睫毛都好像变成了一根根土黄色的细灰绳。人虽然下了车，个个又都像是喝醉了酒。脑袋发晕脚发软，脚下明明是冷冰冰、硬梆梆的土地，那感觉倒像是踩在了棉花上，你想站，身子站不稳，你想迈步走，脚又迈不开。但这时候还要靠自已动手卸行李，再搬到运输站的大棉帐蓬里去打地铺。有的人高山反应强烈，更是一下车就直接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反应稍轻的人，还要咬紧牙关，先帮助病号铺好地铺，扶他们躺下来，再去搬自己的行李卷；那时候随队只有一个卫生员钱南琪，唯一能派上用场的药品也好像只有阿司匹林。谁不舒服了，就给几片阿斯匹林。从那以后，大家也好像都忘记了他的名字，一律都叫他“阿司匹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