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表姐

    农历四月十六日是大表姐的生日。在她的生日来临之际，首先使我感叹的是，当年在老家院子里，指着夜空中的那轮明月，给我讲那上边有仙女、还有树和兔子的故事的那个青春少女，仿佛一转眼，就变成七十岁的白发人了。

    距今最近的一次见大表姐也有五、六年了。她才比我大六岁，可那时她的头发就几乎全白了。我知道，后来她搬进城市以后，心情才舒畅了许多。她不是那种怕苦怕累、追求个人享乐的人，她的心情之所以好转，我想，是因为离开了那个曾经让她伤过心的地方的缘故。 

    曾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用自行车托着我，不是从矿上回老家，就是从老家到矿上去。途经大表姐她们村北那段公路的时候，有几次隐隐约约的听到远处呼喊“二舅”的声音。举目望去，远远地看见大表姐那苗条的身影，正在从干活儿的地里向这边跑来。等见了面，她显得是那样的兴奋，脸上流露着那掩饰不住的发自内心的亲热劲儿。其实，她大老远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就是为了见见父亲和我的面，说说话儿，似乎这样她才觉得心里好受一些。时隔多年之后，我才想到，当时正是“文革”初期，大表姐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精神上承受着种种难以言表的压力，却又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地方，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憋屈着。试想，在这样的氛围里，她是多么想和亲近的人见见面、说说话呀。有一次，当大表姐又从远处的地里跑过来时，我惊奇地发现，她的衣袖上竟然戴着一个红袖章，上面还印着“铁姑娘”三个黄色大字。在那个年代，这恐怕是她唯一能够得到的荣誉了。不知道“铁姑娘”这三个字的背后，包含着她多少的汗水，想必这也是她想减少一点精神压力的唯一途径吧。

    我参加工作以后，大表姐给我纳过一副鞋垫，上面还绣着红花绿叶什么的。我当时不敢穿，就压在了箱子底下。心想，一个男的，穿这么花花绿绿的东西，让人看见，还不笑话死了。后来实在没得换了，我才穿上它。这一穿才知道，它不光大小正合适，还厚厚的又暖和又舒服。这副鞋垫，我穿了很长时间，它特别结实，而且还不硌脚，不知道大表姐是怎么纳的。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的意识到，这是大表姐用心给我纳成的。她是个心灵手巧又诚实又能干的人，要不是当时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她的人生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废除“成分论”的时候，大表姐已经当了母亲。她是个传统的女性，她把子女看得甚至比她个人的生命还重要。她为了子女什么苦都能受，却唯独把个人内心的苦楚，深深的埋在心底，从不向外流露。

    大表姐小时候经常住姥姥家，她对姥爷和姥姥有着非常深厚的情义。我爷和奶奶在世的时候，她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都把这里当成她的家一样。她曾经一边拉扯着女儿，一边照顾着年迈多病的姥爷和姥姥，而且那时我爷的吃喝拉撒早就不能自理了。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大表姐有多么不容易。她对姥爷和姥姥无微不至，却从未见她有过半句怨言。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以后，哪年的秋后，大表姐把自家地里种的小米和山药，各装了一大袋，用扁担挑着，走了十多里地，送到住在矿区的我家。到家后，她放下重担，取下垫在肩上的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笑着说：“这会儿打的粮食吃不清了，跟以前不一样啦。”说罢，她拿起水缸上的水瓢，舀了半瓢水，一仰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我伸出双臂使劲掂了掂两头拴着布袋的扁担，死沉死沉的，足有一百多斤。真难想象大表姐这么单薄的身子骨，是怎么担过来的。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而大表姐却依旧保持着尊老爱幼和质朴善良的本性。她几乎对所有的亲戚都有一种天生的亲近的情感。我兄弟在她居住的那个城市住院的时候，她抱着孙子还给他送饭。她曾专门带着家人，行程百余里去看望我的老母亲。母亲常对我说，先子是个有良心的人。

    最美不过四月天，大表姐的心灵是最美的。

    谨以此篇献给我的大表姐七十华诞。

2020年5月7日（农历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