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得失谈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央视一台热播之后，人们对历史上的晋商有了一些了解，对商人的悲欢离合有了某种亲近感。《乔家大院》从历史故事出发，把经商和家族的事业结合起来，融进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特别是一改现代以“商场就是战场”为口号的视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将雄心壮志与温情脉脉浸润其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人们一说起商业，很自然地就会想起“唯利是图”和“无商不奸”的词语，而对商业利国利民的社会功用放置一边不谈，虽然大家都明白商业是从古到今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行当，但意识深处仍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矛盾心态。《乔》剧在一开始就在科举考场之前借主人公乔致庸的口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商业的社会功用和意义，既树立了乔致庸的出场形象为他日后所表现的宏图大志留下伏笔，又在一个特定的视商为末的场合将“商”字推到了故事的社会前台。电视剧中的乔东家在包头的几场戏尽显“商业的行规就是诚信”这个基本道理，即使是在当代也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没有诚信就没有正常的商业环境，无论是对商人还是对顾客都是同等重要。

在社会流通中，商家的自由竞争是正常现象，如果商家在质量、价格、服务等方面都力争做的更好，那么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可是利益的诱惑却使商家在竞争中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和欲望，那种超额利润真使人欲罢不能和铤而走险，其结果必然使社会环境恶化，最终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前。《乔》剧中乔致庸的哥哥因做高粱霸盘（即垄断）而倾家荡产，当时北京最大的票号在与“大德兴”票号竞争中险些摘牌，都试图在说明一个道理：在社会流通和经济发展中，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才是最好的出路。和谐社会要的是双赢和共同发展富裕，而决不是将自己以外的同行都看作是对手和敌人。所以说，这个电视剧故事暗喻更深一层的哲学思考和现实涵义发人深省。电视剧中随着山西腔“走咧——”的一声长号，把晋商当年的繁荣昌盛与自豪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事求是地说，这部电视剧的前半部分不管是故事主题，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方面（除去一些细节不论），可圈可点之处不少，确实是比较吸引人的。但在此剧的后半部分，编导在故事理念、情节安排及人物结局上都有悖理之处和极具讨论的地方，以致此剧虎头蛇尾使观众失望不少。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商业和宏观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在没有宽松的社会制度作保证的情况下，商业是需要政治权势作庇护的。个体商户再强大也不能侵入控制到朝廷的经济命脉中去，关于这一点，剧中的孙茂才很清醒地说了实话，遗憾的是编导把乔致庸描绘成一个只知实现自己理想且对政治现实一窍不通的自大偏执者，反把智者孙茂才表现得贪心不已，这种反衬弄得不伦不类，没有深刻表现出官和商之间的矛盾以及官商和民间商人之间的冲突。剧中的个人恩怨和好恶决定了全部结局与故事的政治经济背景出现了脱节。

乔致庸在剧中被关进天牢受到打击和迫害，其根本原因应该是他的所作所为与朝廷和官方产生了矛盾和对立，而不应该是他过去的恋人江雪瑛对他的报复。江雪瑛是恨乔致庸，但这种恨是由爱转化而成的，况且乔与江的分离并不是负心而是迫不得已，他始终没有忘记原来的恋人。江雪瑛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她怎么报复也不会将乔置之于死地。剧中安排是江雪瑛先告密官方将乔打入天牢成为死囚，然后又花费银两将乔救出，编得太过生硬，违背常理。且不说江作为一般的富有民女是否有控制局面的能力，单从她对乔为朋友收拾遗体的仁义行为不但不受感动反而趁机告密陷害就很不近情理了。她不应该也不可能是那样的人。这个人物后来完全道具化了，这比她的身世更可悲。

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在乔家生意东山再起中有重大贡献的孙茂才，此人与乔致庸同甘苦共患难，先是在包头商战中出谋划策而获胜，后随乔致庸打开茶路南到福建五夷山北至俄罗斯恰尔图，一路过长江闯大漠险些丧命，最后为救乔东家在官衙前长跪不起而昏倒。乔家不幸或不顺，孙茂才处心积虑想办法扭转局面，乔家发达，他与乔东家一道象孩子一样高兴得欢喜打闹。可这样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却是不幸的，他在家产百万以上的巨富乔家年薪只有三千，他喜欢孀居的大奶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后来竟被演绎成为谋夺乔家产业而被赶出乔家。这种人物处理是不妥的。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是商家人事管理的主要形式，但孙茂才也算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个性清高，并且曾与乔是同科考生，他若离开乔家，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官也好，另谋高就也好，都有戏也都说得过去。可是编导为了突出乔致庸的理想境界，却把孙刻划得极为庸俗，连孙茂才最后救了乔致庸一命也被描述得另有所图，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遗憾当然还不止于此，但这里的遗憾还是属于曾被吸引的遗憾，至少这部电视剧值得一看。至于历史上晋商的命运在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之后，毫无悬念地走向了没落，因为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他们虽然是精明的，但毕竟是封闭和保守的，根本不可能有象电视剧中的主人公那样为社会“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雄心壮志，更不可能发展转化成有现代意义的银行金融系统。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时事沧桑，那些真正的“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等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宅院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人去楼空，如今到三晋之地再见到的不过是经过修旧如新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着的旅游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