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的提示——读《顾准文集》

当人们在谈到1950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思想理论界，有一句话含义无穷：幸而，我国还有一个顾准，否则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无颜于世界。这句话当然有点过了，在当时的执政者对知识分子高压和洗脑的不幸境况中，也曾有过一批像马寅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为真理和自己的理念而抗争的历史事迹，然而，从此后思想界一片萧索是不争的事实。在批判围剿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连几千年前的孔子都难逃厄运，遑论现代一般学者。

顾准其实是执政党的一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并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等众多要职。因为党的政策的失误，他在1952年就受到错误的处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到1957年和1965年又两次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致个人生活妻死子离，茕然一身。尽管如此，顾准仍然勤奋学习，而未停止思想上的探索，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触角直达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深处。

最令人敬佩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还是在文革的阴霾笼罩下，顾准没有被权威所迷惑和吓倒。在他最艰难的时期，他从毛泽东所提倡的六本书入手，展望西方古代历史的走向，在读书笔记中对马克思的部分原理结论提出质疑，即使是《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样的经典著作也做剖析。更可贵的是，他的质疑方式不是轻率的批判，哗众取宠的否定，而是讨论式的，以说理见长，最后使人拍案叫绝。

这里仅从几个主要方面留下对顾准读书笔记的读书笔记。

 

关于经济理论

顾准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谈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所有制经济、商品生产、核算制度、价值规律、货币等等，分析的结果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状态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构想，但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存在漏洞，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这个实践，无法完善他们的构想。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实践中，出现问题多多，最后只得羞羞答答地承认商品生产的存在和货币的作用。

顾准明确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对杜林的经济公社的幻想，不是确凿证明商品流通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而是确凿证明那种“劳动力应与其全部生产力相交换”的幻想必然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产生的社会形态是无法跨越的，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规律。

从经济学的角度，马克思理论对资本主义原生态的分析是深入透彻的，但主观结论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不可解的矛盾。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的原创，为列宁的“剥夺剥夺者”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前提，然而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践使这个理论无所适从。在全民所有制的状态下，剩余价值到哪里去了？会不会被挥霍、浪费乃至贪污，进入一个社会系统的“黑洞”？

“剩余价值理论”从理论概念上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是组成利润的一个细胞。然而，不论新的还是旧的社会制度，社会扩大再生产还是在于它的投入产出而产生的利润总值，我们不禁要问，将“剩余价值”从“利润”中剥离出来有意义吗？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仍然考量的是利润所得，人力只是一个成本，劳动者的工资仍然只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证，根本不可能附加上剩余价值部分，即使是一切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怀疑剩余价值理论是一个没有实践意义的伪命题？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如果没有剩余价值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就找不出与众多经济理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理论将失去基础，因为无产阶级所有的革命造反都不过是要回自己被剥夺的剩余价值，如果没有了这个剩余价值概念，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神圣的阶级斗争转瞬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朱元璋造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反过来说，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劳动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呢？这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搞全民所有制，肉烂在锅里，大家分了。问题是，谁分了？

创立一种理想状态是科学探索的一种模式，但是将这种理想状态视为终极目的，并强加在社会现实中，必然会失败。理想状态只能是社会实践的参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都有一个过程。社会发展也是这样。

 

关于民主制

《顾准文集》中大量的笔记是关于民主制的分析阐述。《希腊城邦制度》是他读希腊史的笔记。古代希腊是城市国家，有许多城邦组成，这些城邦都是独立的、自给的、闭关主义的。他们的制度是民主制，主权在民，实行直接民主。而奴隶、外来者不享受其民主权利。有意思的是军队由公民自己组成，自带武器和粮草，奴隶也是不能参加的。当时那里没有所谓“当兵吃粮”的雇佣军，军人的荣誉要有资格才能获得。

从西方历史上看，最初的民主体制产生于城邦国家而不是领土国家，产生于海外的殖民地而不是大陆本土。

在贵族阶级的民主制中，也会产生专制的君王，但这叫僭主，即不合法的王。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6世纪希腊世界的普遍状况是：继僭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是从贵族寡头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

中国古代没有僭主的概念，完全是成王败寇的理念，当权者不论原来的出身，不论用什么手段夺权，得势者都可以自称“奉天承运”。秦始皇、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等不同种类都是如此。这成为领土国家的特征，而城邦国家永远不会承认僭主的合法性，民主政体是唯一合法的归宿。在中国的当权者，无非要解决的是要正名的问题，“名正言顺”，名正了，一切都好办了。 “君权神授”、“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都是一种正名，而民主制度是不需要所谓“正名”的，选举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

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而希腊民主有两大分支，一个是雅典民主，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民主政体；另一个则是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的斯巴达政制体系。斯巴达政制下没有出过一个哲学家或艺术家，但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却是斯巴达精神的崇拜者，他所著的《共和国》就是斯巴达精神的理想化。在斗争状态的革命运动中，斯巴达精神所具有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斗争精神是应该倡导的，甚至对运动本身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正常的和平时期，这种制度是不可维持长久的，因为那种“集体、平等”主义将直接导致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而产生真正的腐败。还有一点导致整个社会形态停滞不前的是反对创新，“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强迫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实际上是要高的向低的看齐。顾准认为马恩都是欣赏雅典民主的，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了雅典的民主精神，而马恩的学生如李卜克内西却并没有理解他们的老师，居然把成立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以致把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杂糅进共产主义理想。列宁则把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意思转述成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成为苏俄的政制基础。

直接民主是最直观的民主，但是只能行使于城邦，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难以施行和推广的根据。现代民主如何推行，结论还是议会民主制度，虽然它存在弊病和诸多不完善之处，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足以代替它的制度。

顾准在《科学与民主》中说的很精辟，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什么叫“科学精神”?原则如此：

1、   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

2、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

3、   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4、   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

5、   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更通俗化一些。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是贵族思想却不是王家思想。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文化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当政治挂帅以后，也就是不同时代的王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科学精神没有了，宗教精神、“格物”精神统统成为附庸，最著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孔子等都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中国的思想归根到底还是贫乏的。由此而论，政治权威的平民化也可看作“文革”的思想基础之一。悲剧的历史必然在劫难逃。

 

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对《法兰西内战》中所构想的直接民主即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提出质疑。

1、    公社内不同意见怎么办？是否像罗伯斯比尔一样，反对派都归于反革命派，加以消灭？在以后的共产党体制中，几乎都走上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2、    如果共和国成为设想中的公社联合体，那么他们如何交换？而货币是反对使用的。结果行不通，还是要有货币进行流通。

3、    彻底砸烂旧政权机构，恢复雅典时代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文革做了一次演习，结果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只得全面恢复各类机构，以致走向了机构重叠的反面。

4、    取消常备军，取而代之的是雅典和罗马时代的民兵军队，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争论中，彻底否定考茨基关于保留行政机关，实行代议政治，让反对派存在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打烂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让群众监督取代企业管理和政府各部。实行的结果是什么呢？苏联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工厂实行一长制，而无任何民主；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利属于党，再变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革命很痛快，问题是“娜拉走了以后怎样”。民主随着革命一起消失，或者说从一个独裁走向另一个独裁。设想如果联共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执政，由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总统，苏联会怎么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或许会更好，苏联也不至于在若干年后解体。

美国是怎么做的，无非是两党互相监督。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去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所以随便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得太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说过头成为荒谬了。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不是人民写的。一部政治史永远是政治家、思想家、帝王将相的历史。这句话说得好：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让人民有选择和表达意志的机会，这就是政治上的多元化。

思想永远是灌输的。在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的孕育下，人们的社会的认识经过思想家的头脑归纳发酵，再通过传播就产生了当代的思想。思想的传播和灌输，使人们脑洞逐步开启，不同思想的争鸣，使最接近现实的思想深化和进步。一个主义必定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民主不是目的，因为世界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接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连接着的。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甚至什么都可以去做，这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如果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所有的矛盾都在协调和改良当中，两利之间取其重，两害之间取其轻，倒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产生，除了有自由民以外，还须有政治和军事条件，即法权体系、意识形态、商业本位、科技、合理经营、宗教革命等等。英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不可忽视它的产业革命。中国可以有自由民，但是缺乏其他各种因素特别是法权体系，商业本位等方面，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必然会提高，因此马克思理论中没有“绝对贫困化”一说。事实上，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叫做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比非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很多。

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必然鼓励创新精神和牟利动机，资本主义的积累其实是人类的福音。资本家的个体消费是否就是穷奢极欲，恐怕还不能作绝论。很多资本家其实很节俭，包括现在的一些世界首富。

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会全面的没落，不光在经济上，还在文化、科技等诸方面都没落，事实上不是如此，资本主义没有没落，相反，更加发展发达了，特别是科技方面。出现了联合国组织，反而使不发达国家受到关注、关怀和援助。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主要有三点：一、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是资本增值，高利润必须低工资，低工资造成消费不足，引起恐慌。二、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大，同量的剩余价值表现越来越低，资本利润率有趋于零的趋势，资本主义有无疾而终的趋势。三、从社会结构来说，资本趋于集中，资本的私有制及其社会性质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显著，社会主义化最后不过是一举手之劳。所以马克思期望的社会主义要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这个预言没有符合现实，后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理论，证明其腐朽垂死，却仍然未被证实。为什么？

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竞争。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把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制看作他们的生命线。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突飞猛进使得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于零”的预言不能实现。这种技术发展，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物价一上涨，利润率自然就高了。另外，工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会在生产活动中为工人提高实际工资，使工资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维持一定份额而不下降，解决了消费不足的危机。

多元主义哲学、思想学术自由再加上民主政治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改良改善的保证。西方思想善于批判，政治权威更是批判的对象，而且任何既得利益都是批判对象。社会批判从来没有放松，譬如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等等。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舆论控制上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动辄反党反革命，给社会主义抹黑等骇人的罪名，所以难有发展，直至改革开放的施行。

资本主义的灭亡似不太可能通过暴力革命而灭亡，但它可以通过批判—改良，再批判—再改良的程序一点点的灭亡。目前北欧的高福利国家贫富差别极小，人民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在很多方面几近共产主义社会，这已经成为现实了，难道不使人深思吗？

 

顾准在《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和神学》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以《反杜林论》开章，涉及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辩证法等概念，对很多概念性的问题提出质疑，因为好多书没看过，或看过却忘了，所以难有特别的感触。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极好，表达了他对于哲学、经济学等一切理论学说的态度。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

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