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趣事

  退休之后，突然清闲下来。按说忙活了大半辈子了，儿女也成家立业了，闲下来好啊，没有事情做好啊，可是偏偏身子清闲了，脑子却不清闲，翻江倒海地想事，而且是近期的事想不起，越是久远的事越能记得起，想得清楚。唉，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怀旧情结？

回到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那时麦收和秋收秋种学校里要放假的，让学生回到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那个时代嘛，科技不发达，农业机械匮乏，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十三岁那年秋假，生产队队长安排我和一名机手（会操作潍坊产的195柴油动力机）夜间去浇灌已经播好麦种的麦地。吃完晚饭，我和这名机手（男性、约四十岁左右）去村北麦地接了班，待白天劳动的二人离开后，这名机手从我手中接过铁锨，开通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副水渠，并用开通时挖掘的土把南北走向的主水渠堵死，这样水就不会南流、转向西流了。然后又把副水渠连接的麦田畦一连开通了八个出水口。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说话，我也没有问。待他做完这些后，左手一手扶着锨抦，抬起右手指着主水渠堵口的南边说：“你就在那睡觉就行了，放心睡到天明，今夜抽的水只能灌溉这八个畦子。我在北面看机器。放心睡，地里干得很，不会起人（因潮湿侵害人的关节）的”

我很感激他，觉得他是一名合格、负责任的公社社员。因为刚才他所做的一切，应该在我的劳动范围内，况且还能一觉睡到天明呢。

毕竟是孩子，毕竟是第一次晚上劳动，毕竟是第一次在野外露宿，天刚一放明，我一个激灵就醒了。醒后神经质地查看灌溉情况，觉得八个麦畦肯定已经灌溉完，紧接着要改水渠道了。但是令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南北主水渠的水刚刚流到副水渠的开口处，而且没有流水，只有水痕。在我立即想到水手的同时，也感到了水井旁的195柴油机不正常的轰鸣声。我一边呼喊着机手的名字，一边跑向机井处，发现柴油机连接离心抽水泵的皮带已经脱落，没有了负载的机器发疯似的空转，而机手却不知在哪里。开始我不敢接近195柴油机，又怕机器飞转损坏，最后大着胆子将柴油机息了火。在我守着这一套灌溉设备一筹莫展的时候，隐隐约约发现从西边走来了一个人，待看清是机手的时候，心里是豁然开朗，原来机手是回家睡觉了。

简单交流后，机手重新发动机器，离心水泵的水又开始流向了主水渠。这时机手说：“如果队长问什么没有浇着地，你就说机器坏了。如果队长问机器怎么坏的，你就说，我小，不懂，反正是坏了。”

好在队长也没有问，但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地印象。

过了春节，转眼到了麦收，学校又放假了。快要过年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坚决地辞职了，大队干部年前年后在我们的生产小队队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在正月底落实好新的队长。是我家对门、按街坊辈我喊叔的人，兄弟三人，排行第三，五十多岁，我喊他三叔。三叔死活不干，说自己没有本事，领导不了社员。大队长说：

“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是轮换着干，也该是你了，你看看你们队谁没有干过队长？”

大队长说的是实情，准确地说结了婚的男性数到六十岁，几乎都担任过生产队长。三叔如其说是走马上任了，还不如说是被逼上梁山了。

俗话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秋指的是秋收秋种，一麦指的是麦收。一麦忙、忙的是一个抢字。因为这个季节天气变幻无常，更是下冰雹的季节。如果不抢收，万一一场冰雹下来，或者是遇到连阴天，半年的收入就泡汤了。民以食为天嘛，口粮保不住，那要出大滥子了。

生产队的场院（晾晒、存放庄稼的地方）里只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负责人（俗称场院头）和六个十几岁的学生娃在晾晒小麦。约十点钟，三叔从坡里回到了场院。场院头手里拿着一杆叉立即迎了上去：

“队长，这样安排不行，孩子们还小，没有力气，干不动活，你总的安排几个大人吧。”

“坡里也急，首先咱得先收割回来吧，真安排不出人来。”三叔一脸的焦急，嘴唇上也暴了皮。

“不行，你去找找她们，不能上坡里割麦，在场院里帮帮也行。”

一说她们，三叔明白说的是谁，是四个娘们；兰花、丽萍、秀美、美珍，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带头的是兰花。那个时代，粮食按人口分配，随收随分。出工记分，到年底累计工分、按工分多少分红，也就是分钱。可是往往到了年底，生产队除了上交费用，以及生产队的日常费用和生产投资，分到社员手里的钱寥寥无几，甚至出现负数，不能分红。兰花看到了这一点，她觉得整年出工出力的，到年底分几块钱、十几块钱，不当油不当盐的，还不如不去出工呢，反正是吃的东西按人口分，所以就以有病为由，请了常年病假。之后丽萍、秀美、美珍效仿她也请了常年病假。之后四个人经常在兰花假的大门口聚坐、说笑。全队社员们都知道她们是装病，可是人家就说自己病了嘛，官不差病人嘛。

三叔正要走，场院头指着我说：“让他和你一起去吧。”然后向三叔使了个眼色，那眼色怪怪的，但三叔领会。这样我和三叔去了兰花家，老远就看到四个人在大门口张牙舞爪地、笑声也传了过来。走到跟前，三叔对着那个白胖、满脸红光、正在哈哈大笑的兰花说：“兰花大妹子，麦收了，场院里缺人手，你们…”

三叔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兰花后仰在门框上，伸长着脖子，张着口，喘气一顿一顿地、喘不上来，两眼向上呲喽着，眼眶里几乎全是白眼球，嘴里的涎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这这这，这…”三叔嘴里说着，落荒而逃。我，紧随其后。

麦收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在坡里割麦，一部分人将割倒的麦子拉回场院，一部分人在场院里晾晒，到了晚上再组织一部分人将晾晒干的小麦用脱粒机进行脱粒。

晚饭后，听到三叔敲钟，社员们就到钟下问：“带着碗吗？”

如果三叔说带着，场院里就会聚集满满一场院人来脱粒，等到脱粒机运转时，围在脱粒机旁劳作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不是在场院边，就是在麦秸垛后或黑暗处，待到中途（一般干到晚上十一点结束）、大约晚上九点加餐（一人一碗绿豆汤或一碗面条）时，场院里呼啦啦就布满了人。如果三叔说今天晚上不带碗了，就有很少人到场院里去了，甚至是因为人手不够，不能启动脱粒机。

尽管集体干活时、是出工不出力，甚至是连工也不出，但是如果谁家打墙盖屋、婚娶、丧葬需要帮忙，大家都是尽心尽力地帮忙。有的管顿饭，有的不管饭，管饭的饭菜也及其简单。管也好，不管也罢，大家仍然是全力以赴。

今天，社员这个词没有了，人人变成了公民，人们拥有了高度的自主权，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兰花她们知道自己是公民后，有了觉悟，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拼命地劳作，成了全村最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有很多时候，我守着满餐桌的鸡鸭鱼肉、喝着个小酒、在想，为什么现在一个人跌倒在大街上没有人敢去扶呢？为什么有人主动撞到车上，不惜把自己撞伤呢？为什么一个清纯的女孩自己去制造自己乱伦、乱性交的绯闻呢？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社会像一艘在波涛汹涌中航行的大船，左右摇晃，弄不好极易偏离航线甚至倾覆。要想让它行稳致远，最好也像火车一样，给它加上牢固、不可逾越的铁轨。这个铁轨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期待它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