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访范公祠

无锡的惠山是个好地方。康熙乾隆曾下江南12次，居然因为惠山的优雅娴静而14次探访。惠山人也在这世代定居，118座古祠堂成为惠山古镇的特色。今年初春，我来到这里，在这星罗棋布的祠堂中，印象最深的是范文正公祠。

文正公，是北宋宰相范仲淹的谥号，无锡惠山的范公祠是其定居无锡的后人为其所建。祠堂入口，门槛高过半米，两侧有巨大的门当，显示着相祠的威严。祠堂布局左右对称，长廊环顾，廊内展示着一幅幅石刻书法作品，作品大多是范相的介绍与诗文。祠中有范仲淹像，庄严肃穆，有敦叙堂、浚泉亭。祠堂利用原有的池沼和高坡，垒出假山，种植花木，借景入室，束放自然，在简朴严肃中蕴含自然之趣。

其间，最有名的莫过于后乐堂了。其名源自文正公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乐堂，正气浩然，堂前青木森森，堂内宽阔整洁。范仲淹，直言敢谏，言行如一，以天下为己任。庆历新政，考官吏，减冗员，轻赋徭，修武备；仁宗时期，镇边关，拒西夏，兵出如神，西夏人敬其谓“小范老子”！后政改失败，退居苏州，还“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乐堂堂前有一副对联。上联“甲兵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高宋室”概括了文正公一生的历史功绩，下联“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颂扬了他先忧后乐的清正胸怀，“俎豆”言后人对他的祭祀传承千秋，“苏台”则是点明范相的祖籍是苏州吴县。后代，朱熹对范仲淹仰慕至极，称其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风流人物”！

离范公祠不远就是顾可久祠。据说是明代大清官海瑞请承皇帝为他的恩师顾可久所立。顾可久提拔了很多清官，最有名的便是海瑞。而惠山古镇很多祠堂，所敬奉的大都是贤臣清官。这让我想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清官情结。商秦以降，正史中便有了“廉吏”“良吏”之称。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等许多史书中都有“循吏列传”，后世的话本小说《包公案》《刘公案》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就是最近我在读的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中，也描述了古往今来40多位清官之故事。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就是自古以来清官守道精神的渊薮。如同后世范公的“先忧后乐”，海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所说的，能臣们应“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

而今，社会上也刮起了一股清官热。文学、影视、戏剧等各种文艺作品中清官的形象数不胜数。流行电视剧《海公案》《少年包青天》《宰相刘罗锅》《神探狄仁杰》，经典文学作品《孔繁森》《焦裕禄》，最近又风行《习大大之歌》。在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呼吁清官的出现，打黑倡廉；在反腐倡廉进入高潮的今天，老百姓欣喜于“打老虎、拍苍蝇”所取得的成就，歌颂清官贤臣和清明政局。这和自古以来，为清官立碑，为贤臣立祠的行为正一脉相承。

崇尚清官并非坏事，但把政治的清明只寄托在出现几位清官身上，则是危险的。清官意识，模糊了人们对于建立完善法制的关注，而把注意力投向了圣人、贤臣，当社会出现了危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品质与能力，而不是一套公平完善的制度。这种意识，让中国人把正义道路的阻塞都归因于贪官的身上，而不去或少去考虑出现大量贪官的原因。

时下，国人要么远离政治，莫谈国事，要么一谈到政治就是一味的抨击泄愤或跟风式地一味吹捧。这都是精神异态的表现！说到底，就是国人缺乏最基本的公民意识和普世价值。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人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他做出的判断是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科技，而是基础文明！中国人，没有欧洲的契约精神，所以“聪明”远比诚信有用；中国人没有欧洲的公民意识，所以“政治”永远是少数人的权力游戏！时下流行的清官热的背后，其实就是国人的精神异态与萎靡。有多少人，有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有多少人是为了公平正义而去反腐而不是为了自身不是既得利益者，有多少人能发自内心的真正遵守规则，而不是迷信“潜规则”？

悲哉！自身不思进取，却寄希望于他人，自身愚昧不堪，却幻想公平正义，这和猴子和人要正义要公平有什么区别？本质上，这种不具备公民意识和基础文明的清官情结，是对他人的一种乞求，是廉价的，是非理性的，我们企图有人来拯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救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希望得到公正和尊严，却没有意识到想要得到自己也应有自身的付出与成本。因为非理性，所以常常愚昧与疯狂，因为廉价，所以往往陷入期望破灭的循环！

我们没有意识到，官员也是普通人！他们所掌控的权力与资源还远远大于普通人，所以要求他们个个成为清官的难度必将远远大于普通人！事实是，官吏较普通人更容易堕落。百姓要做的不是乞求出现清官，而是完善一种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真正参与到权力监督中来，参政议政，健全法制，唯有民智开，才有真正的清风。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控告不敬城邦所敬诸神而引进新神败坏青年之罪，被古希腊政府判了死刑。朋友们想营救他出逃，但他拒绝了。他坚持认为自己做所是对的，并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两千年后的一天，胡适在美国读书，适逢小学新生第一课，他跑去偷听，发现小学生和老师们反复背诵着誓词：“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这段誓词，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为美国学生撰写的。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曾听过一个故事，越战期间，有一个美国男子每晚都点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他的反战立场。有一天晚上，下着雨，他依旧拿着点燃的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忍不住问他：“先生，您真以为您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这，就能改变这个国家吗？”他回答说：“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无锡的惠山是个好地方，尤其是在初春。

我走出范公祠，走出古镇，走不出的是对个人与国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