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异乡情

    自从挤上都市这趟列车，就注定了我之后十几年的漂泊，走过很多的路，受过很多的伤，爱过许多热情的面孔。没想到漂泊、欣喜、流离的滋味沉淀以后，却有如酒一般的香醇，总在我不经意间悄悄袭上心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17岁的我头一回出门打工是在1990年，做服装批发的老板是我的同乡，我叫他三哥。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刚刚丰翅的小鸟，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地想往外飞，顾不得山高路远，顾不得亲人的依恋，仿佛远方有一块磁场深深地吸引着我。 

    正月二十四日，我和几个同伴从武昌火车站出发，沿陇海铁路途经河南、陕西，整整42个小时的车程，才到位属黄土高原的甘肃省兰州市。三哥租的房子在兰州的市中心，离东部市场只有几站路。虽然兰州是甘肃的省城，在90年代初，高楼大厦并不多，随处可见用黄土泥墙的房子，院墙内一般由三五间房组成，门前用一块白色的布做门帘，木格窗用一层白纸糊着。我们刚来的那会儿，总有些人用手戳一个窟窿学电视里的人来一回偷窥。在每一间卧室的屋顶都有一个长长的烟囱，因为当时生活水平不高，大部分人还在用火炕和煤球炉取暖，那些长长的烟囱就是排气用的。

    兰州的天气早晚温差很大，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晨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坐在炕上吃西瓜。说的就是当地的气候，我倒觉得兰州的一天像江南四季分明的一个缩影，只是少了一些春花秋叶的验证而已。听三哥说，这里的冬天，气温会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早上起床倒一点开水洗脸，挂上毛巾不到两分钟就结了霜花。这种景象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过，但看看三哥满脸的冻疮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说雨洗过的天空才会特别的蓝，兰州很少下雨天却出奇的蓝，而且时常有风吹云跑的景象，如果有一片草地可以平躺着欣赏这般美景，那真是一种无法言喻享受，只是美中不足，风中常常夹着沙子，吹散了本想停下来欣赏美景的欲望。就连我从老家带来的那双白色的护士鞋，穿在脚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洗后晒在窗台上，干了后却变成黑鞋子。想想北方那些身材高挑的女子，如果不是这样的风沙，吹毁了她们的美白肌肤，她们那种自然纯朴的美，丝毫不比苏杭的美女逊色。

    到兰州过了一个星期，三哥才正式开始上货，因我是刚学艺出师，车工不熟练，我车的货比别人少，三哥虽然没说什么，三嫂却骂的很难听，特别在吃饭的时候，总用眼睛盯着我，每次我盛上一小碗饭，就不敢加了，有一天为了赶数量，我一个人车货到了天亮，本以为这样三嫂会夸我几句，谁知三嫂大骂了我一顿，说我浪费电，我躲在被子里直抹眼泪又不敢哭出声来，姐姐们劝我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以后要我学乖一点，乖一点意思就是三嫂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算骂错了，你也得听着，不许不高兴，更不许哭，那一段日子，只要三嫂不在，谁要是提到“妈妈”所有的人都会忍不住趴在缝纫机上大哭，我们的每个人心情都是一样的，只要能回去，再也不给这些私营老板打工了。

    幸好在兰州，我只呆了三个月，前两个月由于高原反应，我几乎每天流鼻血，刚刚适应过来，三哥又打算改行做其他生意，三哥说，他几个月来没挣到钱，只能给一张火车票送我们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终于可以脱离苦海，悲的是几个月的辛苦，打了水漂。和我一同去的姐妹一共有8个人，买完车票只剩下10块钱，根本不够我们8个人的餐饮费。两天两夜的火车，我们只买了一包瓜子。到了武汉已是晚上10点，回县城的车早已收班，那晚，我们几个人在汉阳汽车站候车室的角落里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用买瓜子剩下的钱，买了几个馒头，拧着沉重的缝纫机头，狼狈不堪地踏上了回县城的车。那情景，那心情，我想只有相同的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的体会。这之后的好几年，我都不愿出门打工，直至1997年的一场大水之后，武汉的经济市场开始萧条，我才又动了打工的念头。

    第一次南下去深圳，我在老家坐汽车到湖南岳阳再上火车。由于当天的票已售完，第二天上了一辆闷罐车，是用货车临时改装的，长长的车厢没有窗口，车厢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坐着躺着的人，没有乘务员，没有餐饮服务，只有旅客疲倦的鼾声和火车的轰隆声，第二天到站，我在洗手间里洗下了一脸黑泥水。

    深圳的繁华与热闹让我仿佛不小心坠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有些惊恐，但又对这个新鲜而美丽的城市充满了幻想，特别是走在宽敞干净、繁花似锦的深南大道，让我第一次舍不得扔下手上的一粒纸屑。那一种感觉，就像珍爱一件艺术品，不忍让自己的癖习破坏她。

    深圳市内环境优美但开销大，我初来乍到，手上钱不多，所以我在关外平湖镇找了一家制衣厂上班。在服装制作方面我的基础不错，做了两个月的车工之后，我跳到另一个家制衣厂做了半年的样衣工，年底我又顺利地跳到另一家时装厂做指导工。

    做了指导工以后，我带了一帮老乡和我一起在深圳打工，湖北水乡的妹子个个都精明能干，那一年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不仅得到了老板的认可，还挣了不少钱回家。第二年开工的那一天，全厂车工返回率不到30%我组上车工全部到位，这让老板特别的赏识我，我也因此受到了厂长排挤。厂长以我组上人都是老乡不好管束为由，要我调组，我手下这帮人都是我的心血，我坚决不同意，后来经理出来调解，说你有能力那里都能做，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答应了。

    新就任的那一组大部分是平时很难管教员工，手艺不错，但就是很拽，如果指导有误，被这群人扫地出门完全有可能。我做事向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我都按章事，如果是我自己的错，我绝不推脱责任自己承担，如果是厂方的失误，造成员工利益受到了损失，就算是丢掉工作，我也会全力帮他们争取补偿，和下属同心协力共同进步，是我处事为人准则，没想到这群平时很挑的人，在我领导下一团合气，成绩显然。

    第三年开工，厂长竟然又要我调到新开设的组培训新员工。那么多指导工为什么只有我频频调组？谁都说厂长给小鞋我穿，如果不听他的安排，以后别想有好果子吃。我明白有些事，你不能改变就得学着适应，除非你真的不想做这份工作。我到新组后的第三天，原组上的车工开始罢工要求我回去，能得到手下员工对我拥戴，比得到老板对我的赞赏还让我欣慰，厂长后来没办法应付，找我商量对策，我想如果我回去，厂长一定会觉得没有面子，以后把那些垃圾单往我组上发，那我岂不连累了这些工友，我有能力那里做都是一样，我说服了原组的老员工留在了新组。我这样做，厂长有些意外，厂长对我说，以前我做的不对地方，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在新组好好做，我会向老板推荐你做我的助理，厂长能对我说这样的话，不管是真还是假，都让我很感激，我还能说什么，还能怨什么呢？这三年来所受的委曲，在这一刻已经得到最好的补偿。

    和我同宿舍的两位指导工都是厂长的老乡，并且关系密切，自从厂长对我态度有所改变之后，回宿舍她们就在一边含沙射影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说厂长喜欢靓妹，好单都留给我做了，听起来好像是玩笑话，但听多了，总觉得不舒服，三年来，我早已厌倦这种勾心斗角的生活。我真的累了，想摆脱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进入更高的打工层，我想只有去深造才能改变这一切。

    2004年，我辞去了那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脱产到江西自修了一年，2005年，我终于拿到了服装板型设计专科文凭，分到了有海上花园美称的厦门，从事服装板型设计。人生就像一只无足鸟，只有不停地飞翔才能拥有美好的时光。当梦想在我的努力之下，一一实现的时候，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在厦门集美区灌南工业区外，公司给我租了间套房，那里住的都是本地人，每天上班我都要从他们的门口经过，有些年过古稀的老太太精神爽朗，虽然不会讲普通话，但每次碰到我总会咕噜几句，我知道她们是向我问好，便也点头微笑，如果碰到她们吃饭见我路过，那些老太太就会举起手中的碗示意叫我吃饭。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感动，这里古朴的民风，让我这个漂泊异乡的女子少了许多对故乡的牵挂，有时候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由于和本地人接触不是很深，对当地人的习俗了解的不算多，听朋友讲，若去本地人家里吃饭，吃鱼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鱼翻过来吃。如果有客人不知道当地的习俗，把鱼翻过来吃，那天东家要做的重要事，就会取消。也许是忌讳这一点，这边的酒店上的鱼大多从鱼肚中间切开，鱼头朝上摆成“人”型。 

    2006年5月，我有幸参加同事的婚宴。因为女方是本地人，所以喜酒就摆在女方家。在酒席上，有几位妇女头上都扎着一朵小红花。我不明白，都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还扎什么花，而且都是红色的。后来问了才知道，这些戴花的都是女方的亲戚，那些花虽然都是红色的，但花型都不一样，每一种花型代表着不同人的身份，当地人一眼就能看出那个戴花的人和这家人是什么关系。

    我在厦门一呆就是两年。2007年3月，家里打电话催我回去，说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外面打工好多年了，早已为人母的我却没有尽一点责任，为人子女，我也没有尽一点我该尽的义务，我决定结束漂泊的生涯回老家发展。和家乡那边的老总谈好之后，我向厦门这边的公司递了辞呈，同事们热情地挽留我，但还是留不住我归家的心。

    那天，公司派车送我去机场，我莫名的想哭。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让我舍不得离开？是闽南古朴的民风？还是公司对我厚重的回赠？我说不明白。飞机在起飞的刹那间，眼泪终于从我的眼角里滑了下来，我仿佛不是归家的游子，而是正要远嫁的姑娘。

    飞机准点到达武汉天河机场，老总的车已在那里等我多时。回到市区后，老总请到酒店吃饭。席间，我向老总了解他那家公司的情况。我想，若老总为人处事等和他说的差不多，那我就算回来得对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来得及回家，便按老总的意思直接到公司上班，赶一批很急的货。

    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星期，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中途除了吃饭的时间就是上班，晚上回到宿舍，累得腰酸背痛，连想买一份夜宵都没地方去。躺在宿舍窄小的木板床上，想起在外地朝九晚五的日子，我心里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特别是听到宿舍的同事说他们去年的工资还没有到手，我有点后怕。但是，老总花那么大的心思接我回来，就算这里再不好，我也打算做一年半载再说。

    星期天，儿子到公司来看我，晚上加班的时候，我跟保安说了声带他到办公室去玩，那小家伙玩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到外面买东西吃，一去两个钟头都没有回来，外面正下雨，我赶忙去找，刚出门就见小家伙在公司外的墙角淋雨，原来是保安把他挡在了门外。我摸了摸儿子湿漉漉的头发，心里很难受。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不管是在深圳还是在厦门，虽然公司都有明文规定不许小孩子进入车间，但对这些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小孩都会网开一面，更何况，我不属于车间那一块。那晚，我整夜未眠。和外面相比，我的工作量多出了一倍，工资没多不说，还没有保障，原本是想在家可以多和孩子相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看来根本不可能，再加上我所学的专业在这里没有条件让我发挥。也许是我太冲动了，也许是一种必然，我离开那家公司。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不适应老家的这种环境了。

    4月23日，我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我心里依然很矛盾，难道我真的要在外地打工一辈子吗？车厢里正放在那首《弯弯的月亮》唱到：我的心充满忧伤，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儿时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涮”的一下子冲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6点到达福建石狮站，我把行李寄存在司机那里，赶到离车站不远的一家公司考试，下午又赶到晋江一家做品牌服装的公司考试。由于坐了一晚的车，下车后又接二连三的考试，考试完毕已是晚上9点多，出了门，东南西北我都辨不清了。幸好那家公司的一名员工留我到她那里住一晚。那个女孩叫冬寒。在外漂流了这么多年，曾经热烈的心，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早已经冷漠，或者说接近麻木。大家都很独立，仿佛谁与谁都不该有太多的关系，但那一天，在举目无亲的晋江，那个叫冬寒的女孩子让我感触很深。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一颗容易受伤的心，这些年，我竟然丢弃了很多本不该丢弃的东西，比如对人那一份热情和真诚。

     两天后，接到两家公司的聘用电话，我选择了晋江那一家，不仅仅是那里待遇好，而是那里有打工妹的冬寒的热情，只可惜，在办入厂手续最后一次签名的关键时刻，老总因为忙，抽不出时间看我的资料，要我等两天再来。那个技术总监告诉我4月30日给我消息。

    4月30日，我等了整整一天，石狮那一家公司又催我过去，我推迟了两天，一直等到 5月2日，他们还没有给我消息，3号一早，我到石狮那家公司刚办完入厂手续，晋江那家公司通知我上班，可我已经没有那份心情了。在电话中，我对负责人说，我很看好你们的公司，但是，不重视人才的公司，对我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家公司。虽然我能理解这也许是五一假期造成的误会，但有些心情，不会因此而改变。

    我心甘情愿选择石狮这家公司，环境、待遇虽然都比不上晋江那一家品牌公司，但这家公司的老板对于我这个“人才”各方面考虑周到，各方面的安排也是按我自己的要求。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人事行政部要求我把身份证交上去，三个月再还给我。这下我就有点懵懂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招工压身份证的事？这样的厂我坚决不进！我没和老板打招呼，拖着行李就离开了。在我去厦门的路上，我收到老板发给我的几条短信，说他们那边的厂都有压身份证的习惯，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人有异议。我的离去让他知道了这一厂规的不妥，现已作修改，希望我能回去上班，他们公司很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才。但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说，我并没想过要改变一位老板。

    车，又一次把我带到这个叫海上花园的城市。久违了两个月的厦门，依然是那样的亲近，那样的让我激动不已。我回到了以前住的那个村庄，老太太们依然坐在门口，向我招呼问好，仿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更重要的是，我原来的公司不但再次接纳了我，还给我加了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