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斤重的锄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我跨出了公社会议室，跟在生产队里的社员们身后，我和饶开智夹在他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我就来到到了光荣一队，生产队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整个生产队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社员们都各自回家休息。趁此机会，我和饶开智赶紧找来几根干树枝，蹲在灶坑前，借着灶前的火光和灶坑内的余温，费力刮掉粘在鞋上的泥土，都漏掉站在裤腿上的你点，打开了行装，铺好床，烧好一大锅热水，洗完脸和脚。上床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拿着洗脸盆来到一个井台前，借着打井水洗脸刷牙的间隙时间，颇有兴致地观察着我的小木屋周围的环境，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大，眼前山间弯弯石板路随着台阶两旁的地形变化，梯田逐层拔高，向上延伸着。开始抵达错落起伏的山丘顶部，眼前绵连不断的山丘连接着后面起伏跌宕的巍峨群山，远远望去，丘陵后面远处的巍峨群山顶上，悬挂着长长的两条银白色的瀑布，爆发出气势雄伟的阵阵轰鸣声。眼前到处是顺山势而起的层层梯田，因为是冬季，所有的梯田里都灌满了水，在朝霞的映照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亮。水面上倒映着四周巍峨秀丽的绿色群山，用山清水秀来描绘着此地景色，一点儿也不夸张。

    饶开智的右腿有严重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行动很不方便，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就感到无法适应。小木屋门前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的那十几步台阶。竟成为他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拦路虎。他出门没走多远，上下台阶时，两只脚受力点不一致，有严重残疾的那只脚一接触到台阶上的石板，就会钻心地疼，疼得他浑身直冒汗，根本无法行走。从罗坝公社到生产队的这一路，把他有残疾的那条腿折腾的很够呛。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蒙着棉被窝哭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就在这时，生产队长和学校工宣队及带队老师都来到我的小木屋，焦急地看着倒在板床上疼得直打滚的饶开智。他们经过了短暂地协商。立刻做出决定：把饶开智马上返回成都治疗。反正他原来打算也是先来看看。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回去，最关键的是：他的户口还没有下，干脆把他弄回成都，让他直接回家算了。于是，饶开智同学就由两个社员用滑竿抬着，还有两个社员帮忙扛着饶开智同学的行李，跟着校工宣队及带队老师，摆开一路长蛇阵，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地石板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生产队。先回到公社，几天以后就转道回成都了。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呆呆地目送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老师和饶开智离开了生产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看着他们逐渐地消失在麦苗青青的广阔天地尽头。过了好一阵，我这才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回到我的小木屋里，顺手关上了房门，开始收拾着被刚才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队长就在这时候又折返回来，敲开了我的房门，拉着我走东家，串西家，告诉我，谁家是干部，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谁家是中农，当然也要必须告诉我，哪家是富农……。

    走来走去的忙了一个上午，脚也走酸了，眼看就要到中午了，队长突然对我说，你马上跟我去罗坝场去赶场，我们队里要给你填置一点儿农具。 临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再三告诫过我，到农村以后要听队长的话。所以，我二话不说就跟在队长的后面，走在丘陵河谷狭长地带中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乡间石板路，石板路很窄，队长走在我前面的石板路上，开始我想努力和他并排走，石板路旁边的杂草路上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深水凼，我试着踩着那些深水凼凼的中间连接部分往前走，但是不行，如果要那么走，就得不停地从一个坑沿跳到另一个坑沿，我试着连续跳了20多个深水凼，感觉到这种跳跃式的走法实在吃不消，只得老老实实地跟在队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了5里多漫长的石板路，总算来到了罗坝场。

其实，这个罗坝场，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都来过了，只因当时是在夜间，经历了一天的鞍马劳顿，我们都感到心力憔悴，只想早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谁也没有心思去想搞明白，这条街到底是啥模样。这大白天就不一样了，还在约两公里以外丘陵平顶缓坡三叉路口的石板路上，我就看见了罗坝场的背面全貌。整个罗坝场沿街的木板结构的建筑成一字长蛇般延伸开来，远远望去，这条街的确不算很长。  

    我们踏上罗坝乡场镇的街道，很直观地感觉到这街道很窄，街道地面上满铺着大大小小很不规则的青石板块，不到4米宽，街道（我们暂且就把称它为街道）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门板铺面和居民住家户。除了一家国营的小商店和一家国营小食堂外，街道上还有一个邮电局，一个林业站，一个兽医站，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面馆，其他很多房子门板铺都开着不大的木板门，店面上摆着一小把、一小捆的焦黄焦黄叶子烟，修理犁头的配件、卖各种农具和杂货的小店，一家紧挨一家，沿着街道两旁，连成两条蜿蜒的曲线向前排开，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赶场农民老乡们。

    在公社大院的门口，我遇到了昨天一起分配到公社的那几个初68级同学，他们和一群当地农民装束的人出现在罗坝街上。大家在一起握手，争相诉说着各自生产队的基本状况，为了便于以后有什么事情，相互之间便于今后联络，纷纷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对方。我把饶开智同学的情况向同学们简要述说一番，大家免不了都摇着头长吁短叹地感慨一番。

    与同学们分手以后，我紧跟着队长身后，在满大街都是揹着大喇叭口竹编背兜的人群中，时走时停地挤来挤去，终于在一个铁匠铺门前停下了脚步，队长在铁匠铺门前的小摊案板边，用手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个锄头，转过身来问我：“小石，你看这把锄头如何？”

    我心里很明白，他是在为我买锄头，当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的确搞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锄头才算是好锄头，只从印象上感觉到这把锄头的模样还看得过去，从直观的感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大。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里的规矩是，锄头论斤卖，拿上盘秤称了一下，足足五斤重，队长问了声“你拿得起不？”我当时心里想，我已经都十七八岁了，再咋个说也该算是男子汉了，未必连五斤都拿不起吗？再说不管那不拿得起，都得拿。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便随口应声答道“小意思，没问题。”回到生产队，队长找来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青杠杂木锄把，给我安到今天刚在罗坝乡街上才买的锄头上，五斤重的锄头就这样落到我的手上了。 

    当天下午，生产队里在队长家后面的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我扛着这把五斤重的锄头出工了，队长拉着我，给大家做了介绍，然后开始用锄头挖土，用木杠抬石头构筑梯田。开始我自以为还可以，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双手紧握着锄把，鼓足力气，挥动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下又一下地挖着山坡斜坎上褐红色的干粘土，没过半个钟头，就有些吃不消了，可能是队长给我安锄把的时候，木楔没有顶紧，铁锄头突然脱落而飞了出去，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一个高个子社员走过来，接过了我手里的铁锄头和青冈木锄头把，捡起脱落在地上的木楔子，蹲在地上忙活了好一会儿，重新给我安好了锄把，又拎起锄头的木把末梢，在一块大石头上狠劲地杵两下，便顺手递到我的面前，笑着对我说：“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里呆得到好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你呆多久，你都不用再修理锄头了。”旁边的另一个老社员从我手里接过了那把锄头试着挖了两下，随后就还给我，打趣地大声对我说：“我晓得，总是队长怕你吃亏，把你这一辈子用锄头的铁都买齐了。我的锄头才只有三斤，像你这把锄头怕是起码得有五斤。”的确，我把锄头举起来再挖下去，它落下来到土里的深度就是比别人的要深一些，也要比其他人还要宽一些，当然我也要比别人多费些力气。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出工，扛着这把锄头改天换地学大寨。风里来，雨里去，两年多来，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直就没有离开我的手，我的确再也没有修理过这把锄头。一九七一年春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回到城里当工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东（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拿来一把秤，给我这把五斤重的锄头重新称了一下。转过身来告诉我：“莫得五斤，只有四斤半了。” 

    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可是当年的小木屋早已不存在了，只剩下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这位当年的民兵排长，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离开生产队以后，你那把锄头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也艰苦，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就离开这里了，这帮自贡知青可是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啊，当年你留下的那把五斤重的铁锄头，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的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九年年初，才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了。”

    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发现没有菜了，想在周围农民的菜地里摘点油菜，便信步围着小木屋转了转，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房前屋后的柴草就要用完了，怎么办……请看下一节:《上山捡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