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

    1970年的春节以后，我从成都回到生产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途全公社所种的麦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这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至少提前了两三个星期。当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有点小事情，顺便就问队长今年麦苗生长是不是有些反常？队长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瞎指挥总是要害死人的。”

    原来在点麦子的节气，县里派来了工作队，进行贯彻革命路线的思想教育。这些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为创造政治工作业绩，在公社的有关会议上提出：把一年种两季庄稼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经过初步测算以后就下达了命令，在全公社范围内把点麦子的时间人为地提前了三个星期。

    他们一旦发现有哪个生产队没有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的，哪个生产队以及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得必须要接受政治审查，除了要检查思想动机之外，还得要承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这样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也戴不起呀。话又说回来，一旦谁要是戴上了这种帽子，全家人甚至于他所有亲戚朋友都会受到政治株连。于是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相比，至少提前三个星期的非正常情况就出现了。

    到了麦苗该扬花的时节，正好赶上了春天里，田野里连续不断地刮着大风，把麦苗杆稍上刚长出来的那么一点花絮都吹跑了，在麦子抽穗的时节，我们生产队全体劳动力都在麦地里的地陇田间除草，队长和几个老农在一块大田里，观察着麦子的生长情况，顺手扯断两三根麦穗在手上揉碎了，用嘴吹了一口气，手上的麦穗渣屑随风飘去，手里没有一粒麦粒。他们都摇着头叹气说：“今年上半年算是白忙一场了。”

    到了麦收时节，远远望去，麦地里一片金黄，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生产队开镰收割麦子啦。那段时间真忙，白天在水田里栽种水稻，晚上又在麦地里抢收麦子。用社员们的话来说：“现在是又在嫁女儿又在娶媳妇。”从白天到夜晚。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

    可是大家心里已经明白，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生产队里今年麦子的收成相当糟糕。几乎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

    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大，我要把生产队的麦地里已经脱完粒的麦子，揹到库房旁边的晒场上，当我直着腰揹着半背兜麦子走在田坎上，有两个社员就在麦田里大声喊道：“大家快点来看嘛，三亩多田的麦子，都被石建华一个人，他连腰杆都没有弯一下，一趟子就都揹起走了”   

    这样的收成导致我们生产队当年的工分值比1969年下降了50%，由1969年每10分工一元钱一下子就降到五角钱，整个生产队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被拉下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困难。这在1970年的年终结算时就充分体现出来了，1970年我在生产队的全部工分值为2280多分，（其中包括我在水利工地的1700工分在内）比1969年整整多了1400多分，结算的时候我实际上只得到现金分配24元。就这24元现金也不是一次性拿完的。从70年10月到71年1月春节之前分三次，从队里出纳员那里才拿完。

    为了偿还在结算的时候拖欠生产队里的欠款，队里相当多的社员不得不把国家发给每个社员的一丈五布票和半斤棉花供应卷，拿到农贸集市的地摊上，卖给外地来往过路的客商，（平均每个人的布票和棉花票按当时的价格10元计算，家里按五个人算，就能有50元的纯外收入）以求换几个现钱拿回生产队交给会计和出纳员，好把口粮分回家，减轻家庭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债务，或多或少也减少家里的一些经济负担。

    从这以后，工作队的工作失误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就由罗坝公社的社员百姓们顺理成章地承担了。罗坝乡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更加贫乏。作为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在春分之后的大忙季节，公社的社教工作队要求各个生产队必须栽种双季稻。队长从公社回到队里，在会上按工作队的要求进行布置，受到大家的一致抵制。在会上大家都要求他到公社去说明一下，队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栽种双季稻，请看下一节《换谷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