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公司报到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资料走出了家门，在金华街公交车站坐上了成都市的一路无轨电车，在盐市口下电车，再转乘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终点站牛市口下车。这一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高兴，看着这熟悉的街道，怀着对今后未来的工作的无限憧憬。在牛市口下车后，顺着牛龙公路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转入了通往六五厂的厂区道路，在原来的三十九中学门口，又转入一条简便的三合土的人行道。在一个二层楼的小楼门前停住了脚步。望着这个小楼门旁挂着《冶金工业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的大木牌，我明白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单位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就要在这个公司里大显身手了。

    我走进了这个小楼，上二楼找到了劳动工资处，把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交给了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做了简单扼要的询问和登记以后。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这次调回来参加工作的人员有近千余人，公司决定要对这次调回来的全体新工人都必须进行入厂培训。要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行装，两天以后，统一集中到双流县境内的华阳镇，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培训学习。

    我离开了劳动工资处办公室，从走廊里开始，接连不断地遇上了很多我父母亲的朋友，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现在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同属一个总公司里工作，相见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停地问寒问暖，感到非常感激和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遇上很多阔别多年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我们都是这个单位上的职工子弟，今天聚集在一起，同样的经历和命运使我们更有聊不完的话题。楼上楼下不断地响起兴高采烈的招呼声。弄得这所办公楼不时的有人出来干涉道：“这里是办公区，你们说话要小声点。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

    离开了这所小楼以后，我又来到了二路无轨电车到了起点站牛市口，乘坐这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盐市口车站，看着时间还早，我就乘五路公共汽车到达通惠门车站，下了公共汽车，信步转弯走上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回到了我的母校成都市三十二中学。在教学楼的底楼走廊里，我遇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陈文涛老师。向他打过招呼后，就把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里当工人的消息告诉了他，陈老师非常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一直把我转昏了头才肯放下来，连连说道：“好小子，你还真可以啊，我们还正在动员别人下乡去，我们班上还有几个你的同学还没有下乡，我们正在做宋友阳，江品学他们几个的说服工作，还在动员他们下乡，你居然就调回来了，回来得好啊。在我们全班的同学中间当知青的，你是第一个回来的。”

    四十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终于得到了当年我的好朋友陈永华的准确消息。他也是真够惨的。

    陈永华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下放到洪雅县联合公社当知青。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后。他们生产大队的同他一起来的知青，大都以招工、参军、病残等各种合法的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联合公社的生产队，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成都市。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还在那里守着洪雅联合公社的空荡荡的知青住房，继续过着他那孤独的知青生活。一九七六年三月，成都附近的青白江，四川化工机械厂，来到洪雅县招收一批普工。这时候的陈永华慌不折路，就跟着招收普工的队伍离开了洪雅县联合公社，到当时隶属成都市青白江的四川化机厂，在车间里当搬运工。后来因为他的眼睛属于高度近视，从未接触过技术工作，经常把材料送错加工的位置，再加上体力不支，不能长期胜任车间里的重体力工作，又被调到车间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做到退休。听说他退休以后，就和他的妻儿老小一起，从青白江的化机厂至职工宿舍搬家到了成都市附近的新都郊区。全班同学中谁也没有他的地址。无人知晓他的电话号码。无法和他取得联系。再无他的任何信息了。

    我想：假如当初他能和我一样，同时一起下到一个生产队当知青，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