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小组长的风波

    71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当时称为指导员）来到模型房，直接找到工段长杨师傅低声说了几句话，杨师傅立刻站起来向大家发话了：“大家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马上都到我这边儿来开个短会。”

    大家马上放下手里的工具，把各自工作台上的半成品工件模型简单地收拾一下，就聚集在工段长杨师傅的工作台前。杨师傅说：“按照厂里政工组的统一安排，各个工段都要成立工人学哲学小组。学习哲学的重要性报上天天都讲，我就不说了，现在我们模型房也要成立学哲学小组，学习的时间安排在下班以后，每个星期学两次，大家都要参加学习，谁也不能落后，都要讲点政治。上级不是经常讲，要每个职工都要突出政治吗？现在马上就要选一个学习小组长。大家赶快选出来，好早点下班。今天就算学习了。”他的话刚讲完，立刻有人应声提议：“要选就选年轻人。”

    大家都表示同意这个主意。可能是厂里有什么不成文的规矩。大概是因为暂时带我的师傅是工段长杨师傅，马上就有人提议模型房的这个学哲学小组长就叫小石头来当。

    开会选学习组长往往是这样，只要有人这么一提议，大家马上就随声附和：“要得要得。”

    指导员也连连说道“好、好、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就去上报厂部政工组。”于是乎立马就散会下班了。

    第二天下午也是快下班之前，三连的指导员就派人来通知我，要我马上到厂部政工组开会，我二话没说就来到了厂部政工组。

    厂部政工组的负责人一看到是我来参加会，抬手一挥就把我拦在门口，要我站到办公室的外面等一等。随即马上给我们三连车间的指导员打电话。

    这间办公室的门虽然是关着的，但这位负责人的大嗓门声音还是传了出来。：“你们应当要坚持原则，要讲党的阶级路线，小石的家庭背景有问题，你们怎么能让他当这个学哲学小组的组长呢？你们的阶级立场都到哪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车间的指导员和军代表一起来到厂部政工组，看到我还站在门外面，很不满地问我：“你站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还不进去开会？”

    我只能实话实说：“厂部政工组的领导要我站在门外，不准我进门开会。”

    指导员和军代表不由分说把我推进了办公室，军代表大声说道：“为什么小石就不能当这个学习小组长？”

    这位厂部政工组的负责人刚才的大嗓门立刻改变成了低频率：“小石的家庭背景有问题。”

    指导员相当不满地反问道：“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这位负责人仍然压低着嗓门继续声辩“据了解他的爷爷是小地主，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应当事事都必须要体现党的阶级路线。”

    军代表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这个问题根本就用不着讨论，不就是个学习小组长吗，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小石的历史和家庭情况都是非常清楚的，他本人表现也是不错的。这件事根本用不着再研究，就这么定了。”

    我就这样当上了这个模型房工人学哲学小组的组长。

    从此以后我开始履行这个学哲学小组长的职责，每个星期坚持组织大家学哲学，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等，再以后就学习报纸上的有关社论。

    记得有一次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报纸上的文章刚念完，我正组织大家讨论，不料杨师傅突然问了一句“巴黎公社的党委书记是谁？为什么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做主。”

    听到这话，大家都笑了，我们班组的一位二级工，成都工学院68级的老大学毕业生赖师傅，在会上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巴黎公社的起源与发展和失败的基本原因和教训。原来杨师傅不了解巴黎公社的基本知识，他不明白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更谈不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请示了。

    再以后呢，生产任务日益紧张，大家的工作都很忙。那时候，我们这批新工人都住在厂的职工宿舍里，啥时候学习都是没啥影响，可以随叫随到。可我们的厂址是在成都郊区的天回镇，有些老师傅家住在城里市中区，路途遥远，长期占用下班时间晚上在车间里学习，谁也不敢说不学政治不学哲学，但的确也无法坚持。三五个星期以后，工段长杨师傅再没有提起学哲学的事，大家也装糊涂，指导员好像也已经忘记了学哲学小组的事，谁也不去提这件事，厂里政工组也不来再过问，工人学哲学小组也就无人问津，不了了之了。

    4月中旬，杨师傅给我安排一个任务，做一个铜套模型。活儿也不复杂，我找来一块图板，比照着机械施工蓝图，按照1:1的比例，在那块图板上放好样，然后到模型工段堆放木料的地方，选择木料，下料。开始制作模型。请看下一节《铜套模型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