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任务猪

    明天我们家就要交任务猪了，父亲母亲忙于请人，借兜杆子，准备捆绑的绳子，遮阳的旧衣服，防雨的塑料布。逢人便讲，明天就抬猪子，交任务猪了。

    毕竟交任务猪是件很高兴很荣耀很体面的事情。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农村喂个猪子，响应号召，先交给国家做贡献，表明这户人家能干，被人看重，令人羡慕。父母喜颜于表。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请来帮忙的定楷堂哥（和父亲年龄相近）就来了，当时我还小，也起床了。他们要趁早上天气凉快把猪子送到食品所去。

    兜杆子抬猪子是一件技术活加体力活。兜杆子是用两根5—6米的平行木杆加上固定在两头的横档组成的架子。抬猪子是在兜杆子中间用棕绳子做成兜子把猪捆绑，俩人一前一后肩扛着走。我们那个地方是丘陵，路窄，上坡下坡，一人不注意，两人配合不协调，就会导致人仰马翻。

    父亲、堂哥、母亲把猪子捆绑在兜杆子上后，父亲和堂哥就“嘿嚯，嘿嚯”地上路了。

    走了一会儿，我听见母亲对着被抬走的猪子不停地叫唤：“啰---啰---啰---”我分明看见母亲在掉眼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时候，我能帮母亲做事最多的是寻猪草。那个时期，田还没有下放到户，农民打的粮食也是集体的，集体分多少就吃多少，交足国家公粮后，分到户的就没有多少了，所以小时侯总吃不饱，总感觉饿。人都没有吃的，自然猪子吃的只有猪草了。如果有的话，有时也给猪子吃点红薯、土豆、麸皮之类的“粮食”，给猪子催点膘。

    喂猪是农村妇女们的事情，就像带娃、洗衣、做饭一样。猪子一顿不吃就会嗷嗷叫，我看到母亲忙的最多的是挖地种菜（人吃猪也吃），到山上打叶子，到荒田里寻猪草。到了晚上，母亲开始剁猪草，煮猪食。随着猪子的长大，食量越来越多，猪草的用量越来越多，寻猪草的难度越来越难。我们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帮母亲寻猪草，稍一躲懒，就会遭母亲的吵嚷。我恨不得猪子早日长大，但每天看到的还是原样，那时猪子达到任务猪要求须一年以上。寻猪草、喂猪成了一件农村最辛苦但又不得为之的活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我体会母亲交任务猪落泪的复杂心情。一种喂猪的艰难辛酸、依依不舍的情结和成就感的相互交织。

    猪抬走后，母亲开始收拾猪栏。然后准备中饭，等父亲他们回来吃。听母亲说，交任务猪要到很远的新场，那里才有食品所。来去要半天多时间。

    后来，随着年龄长大，我对交任务猪有了时代的认识。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切物资都要计划，买东西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食用油票等等。猪是重要的计划物资，农民自己喂猪是不能随便屠宰的，农民想吃肉，你首先要完成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说，交一头给国家后换取《屠宰证》，凭《屠宰证》杀另外一头，才可以自己吃。如果年终只能杀一头猪，也要保证半边猪肉交国家。当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执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于农户于杀猪佬不利。任务猪有重量要求，必须达到120斤以上，国家收购任务猪实行国家定价，那时，三角多一斤，根据肥廋不同，分为一二三级，价格略有差别。任务猪国家收购后，主要按计划供应城里人吃肉。

    交任务猪要交给食品所专营。新场食品所是离我们家最近的食品所。说近也不近，有15华里。加上翻山越岭过淌，不说抬猪子，就是空手步行，单边也要2个小时。

    知了在中午时的叫声让人烦躁，让人不安。11点一过，母亲六神不定，总是边做饭边不停地张望，盼望父亲早点回来。眼看12点过了，饭早做好了，但不见父亲踪影。我和母亲倍感焦急，心里犯有嘀咕。等到下午一点左右，老远望去，父亲他们又把猪抬回来了。只见父亲和堂哥汗流浃背，脸色铁青。猪子喘着粗气，口里涎水唾得很长。父亲和堂哥卸下猪子后，人也散架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想爬起来。母亲不知如何是好，突如其来的现实显得木然，愣了一会儿，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一脸的沮丧和无奈，没有说话。堂哥说：“差斤两”。母亲没有再问，招呼堂哥吃了饭。父亲没有吃饭，后来父亲病了3天。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家谁也不愿提起。但我一直想知道交不出任务猪的经过。后来堂哥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当天食品所交生猪的人不多，过称后我们的猪子毛重124斤，除了5斤食，离120斤差1斤，食品所收购员说不符合国家收购标准，退回，等长够斤两后再送来。当时好话说遍了，硬是不收。旁边的人也来打圆场，说能不能只除4斤食，把猪收了，免得又走十几里路抬回去，在路上天气热危险啊。最后食品所索性把门关上了。胳膊绕不过大腿。父亲把食品所的门捶得山响，像发疯似得狂叫：日你妈，老子不要猪了。堂哥安慰父亲说，气话没有用，猪子喂这么大不容易。等父亲气消后，俩人又往回抬。当时经过几次折腾，加上天气炎热，猪子热得不行了，后用水降温，用青蒿覆盖，才保住一命。

听完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食品所无限的仇恶和憎恨。

    农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农民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受罪，讲大理认宿命，天大的压力也扛得住。母亲又把这头猪多喂了两个月，做了一件稳当事，按照除10斤食的准备，第二次把任务猪交了。

    父母的任务猪终于交了，但一提到食品所，我心里老是阻得慌，一直于若干年以后。到底谁给了食品所高高在上的威仪？说了算的权力和狠气？他们掌握着生猪收购大权，收不收？除多少斤食？打几级？全由他们定。也掌握猪肉销售大权，什么时候供应？刀子怎么下？称往上偏一点还是向下偏一点？全凭卖肉者心情。

    后来，任务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食品所也倒闭了，人员也下岗了，算是给我父亲母亲的一点慰藉。

    话又要说回来，我们现在责怪食品所的人吗？似乎不应该，我们痛恨那个时代吗？似乎不可以。但记忆挥之不去，它告诉我们：有一段历史叫不堪回首，有一种猪叫任务猪，有一种经济叫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