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五十年》第7篇：世上好人就是多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7篇： 

    世上好人就是多！ 回忆起我这个“另类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近八十年的经历，遇到过好多次看似无法逾越的“关卡”，但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刻，每次还都能够遇到一个同情我（也可能是可怜我），而且还有“能力”帮助我度过难关的好心人，使我的人生道路走得虽然是跌跌撞撞，“惊险不断”，但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如今。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 也就是在我当打字员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位大好人，他就是我们办事处的代主任任继忠。听人说，任主任参加革命前，是北京的大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54年来办事处时就已经是行政12级（副地、师级）的高级干部了。可是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单位里的人没有哪一个不喜欢他的。一次，我打一份给省供销社的工作报告，打着打着，我总觉得那稿件上有些语句挺别扭的，就去找拟稿的秘书，可是那位秘书同志又外出办事去了，听人说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但那又是一份急件，必须立即打印好。我就大着胆子，按着自己的理解，将那些病句改了过来。正在这时候，任主任亲自来到了打字室，问：“小王，报告打好了吗？”我连忙站起身来答道：“快打好了。只是我觉得这几句话有一点小毛病，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任主任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说：“将稿子拿过来给我看看。”我双手将稿子递给主任，然后将那几处错误一一指给他看。主任点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错，真的不错！没有想到只读了一年初中的小青年，竟敢给‘大秀才’改文章了。”接着他又抬头看着我，说：“你改得很好嘛。快点打好，由我俩来校对，明天一定要报到长沙去。” 1955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一篇文章：《洼地上的战役》，文章作者署名路翎。他在朝鲜战场的坑道里，和志愿军战士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写成了这篇小说。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年轻战士王应洪的形象，作者还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那一段悲剧性的爱情。我被那篇文章深深地感动了，流了好多的泪水。我还利用空闲时间，用打字机恭恭敬敬地打了一封感谢信，准备寄给路翎，表示一个读者真诚的谢意，可惜一直没有找到他的通信地址。我还到处向人介绍那篇好文章和它的作者。 一天下午，小赵手里拿着几份报纸向我跑来，先是挤眉弄眼地对我说：“小王，你不是在学拉二胡吗？告诉你，快将你的那把破胡琴砸了吧，现在上级号召要反二胡了，你就准备写交代材料吧！”我心想，那二胡又不是一个人，它也会反革命？我一把从小赵手里抢过那张报纸，再一看，只见一幅漫画，上面画的还真是一把“二胡”，但两根琴轴却被画成了两个人头，旁边写着——胡适和胡风。我说：“胡适、胡风我一个也不认得，我写什么交代材料？”小赵在报纸里面翻了翻，又抽出一张来，说：“你好好看看！你到处吹捧路翎文章写得好，要大家都来看，你还给他写了信。可报纸上说了，这个路翎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听了小赵的话，我心里一阵紧张，那个晚上连觉也没有睡好。 也就是在那时候，单位开展了整风审干运动，先是组织大家学习文件和据说是毛主席亲笔写的“按语”。在小组会上，有人就将我揭发了出来，要我交代与路翎的关系。我说：“那路翎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都不晓得，我哪里同他有什么关系？再说，这姓路的反革命分子写出了如此感人的文章，又印在国家公开发行的《人民文学》上，我看了能有什么错？”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挂了起来”。 接着是让每个人填写干部履历表，还特别规定了要使用单位统一准备的美国产的“派克”牌墨水，据说那墨水多少年后也不会褪色；在上交履历表时，除了表上要贴照片，底片也要一同交上去，为什么要底片？原因没有讲。今生今世我填写过好多次的履历表，那可是唯一一份“神秘莫测”的履历表了。 再接着就是开小组会，由每个人将自己写好的履历材料，拿到会上去通过。我也就写了好多。那一天轮到该我发言了，我就念那材料：外公是国民党的中将司令。父亲是国民党炮兵第一旅的军官，后来去了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妈妈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毕业生，解放前算是一个官太太，解放后纳过军鞋底，一直在家作家务，算是一个家庭妇女。我小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生活在军营里，她也是我和弟弟的启蒙老师。父亲每天出去又回来，有的时候，后面还跟着一个勤务兵。后来部队出发了，我和弟弟跟着妈妈，先是坐火车，后来火车路没有了，就改坐汽车。有一段路坐的汽车烧的是木炭，驾驶员先要将车上的一个木炭炉子摇好久，烧起好多气，车子才会走起来。我们就是这样子，辗转到了贵州安顺。在安顺，家里有个女佣人，妈妈叫她刘嫂，但要我和弟弟喊她刘姨；还有一个小勤务兵，妈妈叫他小吴，但让我和弟弟喊他小吴哥。一次妈妈还对小吴哥说：“你现在还小，不识字肚子也不会饿，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等你以后长大了，不识字可就是一个睁眼瞎！”从那以后，小吴哥就同我和弟弟一起读书识字。父亲很少回家，一次同很多兵坐着汽车经过安顺到什么地方去。又一次他还和一些外国兵一起，坐着帆布蓬蓬的小汽车路过安顺。那些外国兵给了我们三个小孩子好多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深绿色的军用铁皮罐头，我们拿到石头上去磨，磨出裂缝后，用小刀子一挑罐头盖就开了，里面是好吃的水果。妈妈还同外国兵讲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后来妈妈说他们是美国人。日本投降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回到衡阳，住在外公家里。一天父亲回来了，穿着一套我从来没见到过的军装，八姨妈说那是美式军装。后来他就同妈妈带着我的三弟一起走了，姨妈告诉我，说他们是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湖北汉口的办事处工作。我和弟弟留在外公外婆家，由我的奶姆妈（奶妈）照看我们两兄弟。外公家的院子好大，里面有花园，有小池塘，还有假山。外公书房里有很多书，可能是他老了，从来也不进书房。八姨妈就带我和弟弟进去，书房里有好多线装的古书，我根本看不懂。在那里面挑过来翻过去，找到几本厚厚的《东方杂志》，那上面有些文章我竟能看懂一点点。后来八姨妈帮我找到了一本《西游记》，书里面的字我认不全，但囫囵吞枣，好像还懂得一些意思，同时也培养了我后来爱读书的习惯。八姨妈还告诉我说，外公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三期毕业生，就在妈妈生我的那一年，他被晋升为中将。但是在我眼里，外公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者，很少看到他穿军装，只有一个穿着军装的张副官一直跟在他身边，外公一喊他，他就会高声答应：“到！”然后快步跑过来。张副官的前额和后脑勺都很高，我的那几个小姨妈常常讥笑他，说他的脑袋像一只榔头。张副官从来也不生气，还说道：“像榔头多好呀。前挖金，后挖银，挖金挖银哪里寻？” 我的“履历”还没有唸完，桌子就被会议主执人敲得嘣嘣响，他用北方话不耐烦地说道：“够了，够了！小王同志，今天大家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希望你能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我被他声色俱厉的一席话吓成了一个木头人，泪水在眼里打转转，哪里还敢再开口？会场里鸦雀无声，主持人尴尬地笑了一声说：“休息休息，小王你也好好准备准备，等一下接着讲。”接着开会时，主持人和颜悦色地说：“大家耐心听，小王同志好好讲。”我也只好接着念：“还有一个老爷爷，经常来看外公。外婆要我和弟弟喊他夏外公，可八姨妈却喊他爹爹。姨妈还告诉我，夏外公名叫夏建寅，也是一个将军。人人都说他毛笔字写得好，外公请他写了《隐园》两个字，让张副官请石匠刻成一块碑，砌在自家院墙的大门上。一天我听张副官对人说，外公已经将八姨妈许配给了夏外公的二公子。夏外公的弟弟叫做夏建勋，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衡阳解放前的最后一个市长叫欧冠，好多衡阳人都叫他“欧剃头”，说他杀了不少赌钱吸鸦片的人，他也常常来看外公，但我看他不像一个大官，更不像是剃头师傅，就是一个普通人。我的六舅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解放后妈妈对人说他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共产党。妈妈还告诉我说，原来爸爸准备带她还有我和二弟一起去美国。可是六舅从北京回来探家时，跟我爸爸说了好多好多的话，爸爸便改变了主意，决定我们全家都留下不走了，飞机票让给了一个亲戚。六舅毕业后分配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听说是一个什么保密单位。六舅同我妈妈还有五姨妈、八姨妈他们四姐弟是外婆亲生的。（也就是那时候，他们一起照了这张照片。右边是我妈妈，然后是：六舅、五姨妈、八姨妈） 我还有个七舅，是姨外婆生的，一次他与外公吵架，外公很生气，用枪打他，老人手抖没打准。八姨说就是那一枪，把七舅打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他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当了志愿军，还是个坦克兵，从朝鲜回国后在汉口的军校学习，后来分配到新疆的克拉玛依搞石油去了。”主持人焦灼地皱起眉头，好像是使劲才忍住了一口气，他连连摇着头对我说：“小王同志，你又在讲故事了，还是说点实质性的东西好吗？” 我说：“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和亲耳听到的，比这更实质的东西实在‘冒得’（没有）了。”主持人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下面由同志们提意见。”这时候就有人开始批判我的态度，说我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我的交代也就没有通过。 听说后来李科长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了任主任。一天，任主任到我们小组来，他说：“衡阳解放时，王寿民刚刚十一岁，参加工作时也还不满十三。就算他比其他小孩子懂事早也懂事多，但我们硬要一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来交代个人历史问题，我觉得这倒好像有点不实际了。至于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现在就在衡阳市工作，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去调查的。”主任的一番话总算让我过了“关”。 散会后，李科长笑咪咪地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听了任主任的话，这次你总该相信了吧。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努力前进。”我对她说：“不管怎么说，我这一辈子想当兵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机会，好大姐，您还是帮我离开衡阳，离开这个剥削阶级家庭远远的，好吗？”李科长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那次审干，也确实清出了一些坏人。像我们办事处的总务（也就是机关里的行政管理员），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平时里少言寡语，工作积极肯干，见人总是未曾开口三分笑，上上下下都夸他是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他。一天，李科长满脸严肃，拿来一份稿子让我打，她也就一直坐在打字室。回想起我刚来办事处，科长就给我注射过“打字员要注意保密”的预防针。可我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最高“机密”，也就是调整商品价格之类的内容。今天打着这份材料，我可是越打越害怕，浑身直冒冷汗。原来，那位总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一次就下令将三位共产党员装进麻袋，缝好袋口，抛进了耒水河，再命令士兵用机关枪打活靶，真正是罪恶滔天！后来他改名换姓，混进了革命队伍。 字打到这里，我的手也打开了“摆子”（湖南话：疟疾病），抖得打不下去了。李科长问：“小王，你怎么啦？”我那时只感到呼吸也不顺畅了，吞吞吐吐地说：“科长，我好害怕，这文件您还是让小戴帮助打一下。好吗？”科长满脸严肃地说：“一张纸就将你吓成了这个样子，你平时里还口口声声说要去当兵。你怕什么？打了这份文件，你也该明白这次审干运动的重大意义了吧。”我浑身冒着冷汗，终于将那份文件打完，科长亲自和我进行了校对，在文件下方又口述了一段话让我打上去：“此件共印×份。打字：王寿民。校对：李玉梅。印完后蜡纸、废纸均由李玉梅在打字室当场烧毁。1955年×月×日。”文件打完了，李科长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一开始，你已经看到了文件，就算是我再让小戴去打，若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能脱得了干系吗？我还是那句话，组织信任你，你也要相信组织。”她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那些日子，我的一颗心可一直悬在了半空中。我心想，这军统特务万一哪天听到什么风声跑掉了，上面追查下来，谁也不会去怀疑南下干部李科长，那顶“通风报信”的帽子就肯定非我莫属了！ 又过去了好多好多天，一天中午，人们刚吃完饭，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办事处门口，那位总务还穿着一双木拖板鞋，就被几个公安人员押走了。到了这时候，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方才落回肚子里，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事后，小赵取笑我：“抓的又不是你，你紧张‘马咯’（湖南话：‘什么’）？”我说：“好你个小赵，你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痛。若是那个特务听到消息跑掉了，公安局是来抓李科长还是来抓我？”小赵搔搔头，再没有说什么。 1956年春天到了。一次与李科长闲谈时，我讲自己的眼睛因为打字近视了。她笑着说；“对呀，你不说，我还要找你谈哩。任主任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想让你去作计划员。现在我就交给你两个任务：一，我们很快就要调来一个新打字员，你来当老师，要保证将他教会。二，抓紧时间向老同志好好学习计划统计业务。” 不久，接替我工作的肖国章可以独立打字了，我做了计划统计员。可那工作比打字清闲得多，成天呆在机关里闷得发慌。我就去找李科长，让她给处领导说说，我想多到各县去了解一些情况，对我的工作也有好处。 1956年，任主任调到地委当组织部长去了，接替他工作的是原来的方芳副主任。 这些往事，若是单独去看，就像是一种“巧合”。但是现在我将它们一一写出来的时候，就像有一根无形的丝线，将一颗颗小珠子串连了起来，原来不起眼的颗颗珠子就变成了一条项链。而那一根丝线，就是那些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好心人，用他们那善良的心编成的哟！ 写着这些往事，我的耳旁仿佛响起了那首我很喜欢的歌：“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我的头上，早就没有了那一顶“另类人”的帽子，我满怀感激之情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