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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5篇：还是“命运”，让我又遇到大好人何满爹！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15篇：还是“命运”，让我又遇到大好人何满爹！ 
《我在西藏五十年》——第十五篇：还是“命运”，让我又遇到了大好人何满爹！
那时候，六舅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在民主德国学习归来的舅妈在北京酒仙桥一个对外也是用7字开头的电子工厂当工段长。那时候的酒仙桥还是北京美丽的郊区，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工厂刚刚建成，职工宿舍很少，舅妈就在离工厂不远的六公坟租当地农民的房子住。我向外婆和舅妈老老实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外婆什么也没有说，舅妈说：“你不就是想当工人学技术吗？我们厂正在招工，要我替你打听打听吗？”这时候外婆立即开了口：“寿民放着好好的干部不愿意当，偏要去当工人、农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那天说震如（我六舅）过几天要来北京开会，我看还是等他来了再说吧。”星期天，舅妈陪着外婆再领上我，到故宫和王府京转了一大圈，接下来就是：她每天按时上班又下班，我陪着外婆在家里说闲话。那一天六舅终于回来了，见到我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冷冰冰地对我点了点头，就喊舅妈进里屋去了，好半天才出来，一开口便训斥我说：“亏你还是个参加革命快七年的革命干部。你可晓得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你胡搅乱缠不听指挥就违反了纪律呀。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等我开完会再说吧。”过了好几天，六舅开完会回来，就领着我去到距离天安门不远的府右街一处有武装卫兵站岗的院子，六舅出示证件之后，将我领了进去。接待我俩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听完六舅的话，拿起那张退职证明看了看，又让我将退职的经过讲了一遍。女同志先是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参加革命六年半，也算是个老同志了。现在年不满二十，无病无痛，身强体壮，怎么就想到要退职？这在过去战争年代，就叫做脱离革命当逃兵。这只能说明你平时不注重学习改造思想，组织纪律性太差了。”接着她又放缓了语调，对六舅说：“但是，衡阳那边的人事部门处理这件事也不够慎重，哪里有批准十九岁身强体壮的干部退职的？”六舅一直点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她对六舅说：“您回去让孩子写一份详细材料送到我们这里来，由我们批转到衡阳去。”她又回头对我说：“回衡阳后，要写一份深刻检讨，领的那三百二十块钱也要退回去。今后可要好好地服从组织，安心工作！”
在返回酒仙桥的公交车上，六舅还在不断地批评我、教育我，我可在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敢当面顶撞六舅，但我也很不同意他说的那些话。我在心里对舅舅说：“我妈妈，也就是你的亲姐姐，那一年跑日本鬼子时你也跟着她，可那时候你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呀。到了贵阳，你说要去昆明上西南联大，母亲担心一路不太平不准你走，你就偷偷溜走了。我现在都快二十岁了，好多人在这个年龄，娶妻生子都当上了父亲，你还将我当成小孩子看！”那天晚上，趁着他们三个人没注意，我也就学着六舅当年那样子，不辞而别溜出了舅妈家，坐火车回到了衡阳。
回到家。姆妈说：“回来了。”也就是这三个字，完了。那晚上我起身去上公共厕所，才发现她还没有睡，一个人坐在门外掉眼泪。
再后来，我就认识了姆妈邻居家的两姊妹，她俩的父亲那时候正在“劳改”（好多年以后平了反），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的人。她俩在郊区一个蔬菜生产合作社当新社员（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插队落户”那个词）。我就托那位姐姐帮我去问问合作社的领导，能不能接受我去当农民？仅仅过了一天，那姐姐就兴冲冲地过来对我说：“我们社长何满爹说了，只要你真的想好了，决定了，合作社欢迎你。”真的没有想到，衡阳地区开出的那一张小小的退职证明，就让我顺利地下了一趟坐了六年多的“车”，也没有人要我将户口迁过去，现在又搭上了农业合作社这趟“车”。不久之后，合作社成立基干民兵组织，我竟然也领到了一枚胸章，成了一个光荣的基干民兵，总算是当上了“兵”！我真的好高兴，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直到这次写这篇文章时，我又在网上查了查，才知道解放初期国家就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了确保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充足的商品粮，中央多次制定政策，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时为了稳定城市工业化的建设队伍，城市居民的户口与就业、粮食定量、社会福利都挂了钩。城市居民的户口，一般也不会迁到农村去。
在生产队，我每日里跟着其他社员挖土种菜、浇水施肥，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比起过去当干部，确实辛苦得多。但是我又想起姆妈说过的左拉的那一句话，我既然选定了这条人生路，就要坚决走下去，决不回头！想到这里，我立即又给赵队长写了一封信。
合作社长何满爹几次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这挖土种菜是个体力活，你过去没有干过，悠着性子慢慢来。眼下工分低一点，很快就能赶上他们了。”我感激地看了满爹一眼，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争气，当好这个临时社员的每一天！事后想起满爹的一席话，既是鼓励我，也在暗示其他社员不要歧视我。世上好人真是多呀。满爹是我遇到的又一个大好人！
在蔬菜生产合作社的那些日子，时光就像是一把刻刀，在我脑海里刻下了缕缕难忘的记忆。那年月，衡阳市近郊的蔬菜生产合作社，几乎不施用化肥，都是就地沤肥料和到市里去收买人粪、尿作肥料。衡阳土话，粪叫做“大淤”，尿叫做“小淤”，每次生产队上街去买“小淤”，我就争着去。天刚蒙蒙亮，与几个同伴一起划着小木船去到市里的一个码头，栓好船，再挑起一担空木桶，几个人分头沿着条条小巷子，高声吆喝“买小淤”！这时候就会有人出门来应答：“这里来！”将人家尿桶里的尿水倒进空木桶，再递给主人家几分钱，将尿挑到码头，倒进船舱。等船仓里的尿水盛满了，人也到齐了，几个人轮流将船摇回生产队。然后一担一担又一担，将尿挑到菜地，掺上水，给蔬菜施肥……现在回想起来，五十多年前的湘江水是那样的清澈那么的绿，慢悠悠地向北流淌着。两岸满是绿树青草，空气湿润润的，饱含着花花草草浓郁清香味的空气一阵一阵迎面扑来，每吸一口，都感到格外地清新爽快，真正是沁人肺腑呀。遇到风和日暖的日子，湘江水仿佛变成了一条碧绿色的缓缓流淌着的液体玻璃，照在河面上的阳光被碧波划成无数面的小镜子，随着水波一起荡漾……
回到合作社的菜地里，碧绿的黄瓜、又嫩又长的扁豆、紫得发亮的茄子，青里透红的西红柿，小灯笼般的红辣椒，还有那胖娃娃般的冬瓜……简直就是一个百果园！
那些日子，我天真地认为，现在我成了新社员，兜里又揣着一个“基干民兵”的布胸章，原来的个人历史档案留在了地区人事部门的档案柜，我头上的那一顶“帽子”也该被一起关进衡阳地区人事部门那柜子里去了。一想到这里，我真是轻松无比，底气蛮足。只等着赵队长的信一来，我就能够远走高飞上高原了，活着真痛快呀！至于眼下挑着尿桶满街吆喝买“小淤”，一没有偷，二不是抢，有那点值得害羞？有时候遇到个别人见到我挑着的那两只尿桶，就像是见到了传染病人，急忙拿出手绢掩住鼻子，侧着身子从我身旁快步“逃走”，我就高声吆喝道：“那位小姐（或者是先生），请慢点走，千万别跌跤摔破了鼻子哟。你那么害怕‘小淤’，你天天吃的青菜可都是‘小淤’浇出来的哟！” 这种“精神胜利法”，还是我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面“复制”过来的。可是有一天，我正高声吆喝着：“小淤”，只觉得扁担后头被人一把拉住了，回头一看，竟是老同学文懿！她二话没说，将我拉进了小院子，原来这里就是她的家！她眼睛红红的，只说了有头没尾的三个字：“你呀你……”却没有了下文。又等了片刻，她起身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手，接着递来一杯茶。我喝着那凉凉的茶水，她轻轻说：“哪天放几只空桶到办事处去，以后进城收尿水，中午休息时你到后门来，求你再别这样子满世界吆喝了！”
人们都将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之为母校，那么同学们，也就是兄弟姐妹了。我参加工作之前，就只是在衡阳市二中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年学。那时候，文懿与我同桌。1951年我参加工作当了通讯员，她还继续在上学。真正是山不转水转，后来在省供销社衡阳专区办事处，我们又成了同事，文懿对我就像是兄弟姐妹一个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俩到底哪一个大）。1958年，我第二次终于去了西藏，在班戈湖还与她通过几次信。后来我调去拉萨，在去堆龙下乡的那些日子，联系中断了。1962年我回衡阳探亲时去找过她，听说她调到郴州林业局去了。
我在写班戈湖的故事时，就从我的博客上收到一条消息：“我是张汝元，现在在北京，电话是139……。”我真没有想到，一个分别三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在网上联系上了。我也希望通过这篇小文，能够得到文懿的通信地址，那该有多好呀。
话归正传。与我“萍水相逢”的赵队长，在与我分别时像是随口说出的那一席话，还真正是一字一铁钉！那一天，我正同另一个社员两人踩着木制水车给菜地灌水，那位同病相怜的下乡姐姐跑来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信封，竟是赵队长从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宁寄来的！信里说朱德副主席视察了青海，人们日报发表了“到青海去”的社论。又说国家急需开发西藏班戈湖，地质部命令青海地质局组建一个综合地质大队进藏勘探，他就是队长。要我赶快给青海省政府接待处写信，要求来青海。我一分钟也没敢耽误，跳下水车，立即回去写了信。可那时候没有特快专递，为了又快又“保险”，同样内容的信我就写了两封，一封寄“航空”，另一封寄的是“双挂号”。我心想，先让那‘航空信’快快地“飞”到青海去；万一在路上 “飞”丢了，还有一封“双挂号”在后面保着险。接下来就是盼过了黑夜盼白天，那一天，总算盼来了青海省政府接待处的回信！看完信，我连姆妈都没有敢告诉，连夜带了一只小挎包，几天几夜没合眼，转了好多次车，赶到了兰州，再坐汽车到西宁。赶忙去了接待处，递上他们给我的回信，接待人员瞟了我一眼，顺手递给我一张表。我飞快地填写好自己的简历，附上那张退职证明，一起递给了他。他拿着那两张纸，瞧了好半天，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疑惑地问道：“你不在花红柳绿的江南坐办公室，偏要到俺们青海高原来，这里的条件可比湖南差多了！你究竟为什么要来青海？”我说：“我就是看到人民日报号召年轻人来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就过来了。”他点了点头说：“说句大实话，我接待过了好多人，像你这样的可是头一个。我们要向领导汇报请示，你明天再来吧。”他的这句话，就像是往我心里头塞进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那晚上我一刻也没睡着觉。心里想，万一他们不要退职人员怎么办？再回衡阳去？身上的路费不够了先不说，就算回去了，哪里还有脸再见何满爹？那一个晚上真的是好难熬啊好难熬！第二天天刚亮，我脸没洗牙没刷，肚子空空就去了接待处，大门紧闭，门外空无一人。一直等到太阳晒到那两扇门上，门打开了，我立即进去，还是那位同志，他笑着说：“来，来，来。咱领导说要见见你。”我跟着他进到内室，一位中年女同志已经坐在那里了。她先让我坐下来，接着说：“你从单位退职来青海，到底是为的啥？能将真实情况告诉我吗？”我就将这篇文章前面写的那些故事精简再精简，挑那最“精简”的真实内容告诉了她。我说：“我家庭出身不好，是官僚+地主，根本就不是当干部的料，可是我要求去农场当工人领导又不准。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号召年轻人来青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就退职过来了。”女同志说：“家庭出身不好，上级有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要自己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就行了。但是我们领导说了，你在湖南就是干部，我们准备分配你到乐都县去工作，那里离西宁也很近。等将你的档案从湖南调过来，你再将退职金交出来，还能够恢复过去的行政级别。”我说：“领导同志，我若是去县里当干部，就不会来青海，在衡阳省事多了。朱德副主席视察青海时说青海遍地都是宝，我就是想去地质局当个地质工，老老实实学技术，为青海人民找宝藏。”听到这里，她好像挺满意，微微笑着站起身来说：“既然这样，那好，我们就介绍你去地质局。”
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好人赵队长！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进军班戈湖，总算是圆了我的西藏梦。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我觉得在人短暂的一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看似偶然，而又是必然的、任谁也改变不了的经历，那就是——“命运”！
作者简介：我有点腼腆有点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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