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殷商之源

迄今为止，我们探索到最早的中华文明，为殷商文明。说到殷商文明，大家自然会想到河南安阳。18世纪末，安阳小屯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世界！ 

迄今为止，我们探索到最早的中华文明，为殷商文明。

说到殷商文明，大家自然会想到河南的安阳。在 18世纪末，安阳的小屯，有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即甲骨文的伟大发现！

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成熟的文字，它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它是研究夏、商、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史料；是汉字形成和发展的根脉，为当下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文字。同时，甲骨文又是殷商文明真实存在的佐证。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各地方组织的寻根溯源活动，捋顺了中华文脉，增进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

《唐山，殷商的源头》研讨会，就是带着这种使命和祈盼，和大家见面求教的。

唐山，南出渤海，北靠燕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近百年来，唐山依靠钢铁、煤炭资源优势，支援了国家建设，发展了国民经济。然而，唐山就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每个华夏儿女的义务和担当。寻根问祖、好家风、孝行天下等栏目与活动，为推动传统文化回归做出了贡献；百家姓、炎黄姓氏文化寻根、中华祖祠、各地姓氏祠堂的修缮和建立，为中华文化体系架构和中华文化形象的确立，重树了丰碑！

唐山，作为殷商文化的源头，是构成中华大家庭的最主要根脉。然而，几千年来她被遗忘了！这不仅是唐山文化的损失，更是中华文明探源的缺憾！

《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彦民博士，上世纪末所承担的教育部“九五”科研项目。北大历史系博导朱凤瀚说：其成果“对商民族的渊源、迁徙与发展的研究，牵涉到中华民族早期历史源流、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等一系列史学界关注的学术课题，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朱凤瀚教授又说：“关于商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作者以古今有关论著为基础，将文献记载、甲骨文、金文与考古发掘材料相结合，借鉴民族学、民俗学、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资料，通过分析论证，提出了商族发祥于河北燕山以南、今京津唐一带渤海湾地区的观点，并认为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可能就是商族发展初期的考古学文化。” 也就是说，唐山，就是殷商文化的发源地。

“这是作者在辨析了西来说、东来说、晋南说、北来说、东北说、中原说和夏商周三族同源等学说之后，得出的结论。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作者分别从文献记载的玄鸟传说与幽燕地望、考古学文化的雪山类型、对墓葬骨骼所进行人种分析等相关佐证，对这一结论进行补充和验证，自立其说。”

　　“殷人屡迁”，“不常厥邑”，往来迁徙是殷商民族早期历史中非常有特色的经历，但是对于屡迁的原因、方向及所经地点等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虽有不少，但较少有系统的论述。

“朱彦民先生对于商族迁徙方向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豫北冀南漳河类型先商文化、豫东地区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郑州地区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因素、异同变化与早晚关系。提出商族是从发祥地京津地区出发，经西南沿太行山东麓的通道向南游徙，到达豫北漳水流域后，又向南发展。这一论述，恰恰与我们唐山地区所发现的、有关玉文玉器相暗合。

其论述的商人受阻于中原夏人势力的抵抗，而退回漳水流域，后又向东南发展到达了豫东地区，与东夷人联合，对抗夏王朝，最后西向灭夏而建立了商王朝，结论令人信服。

　　在“商族迁徙的地望”一节中，朱教授采用了抽样的办法，以不同文献记载，出现频率较高，历来受到重视的地理节点如：“蕃”、“砥石”、“商”、亳”等地点的考证，自立新说。为我们探研商祖起源于唐山，增添了新的文献资料。

　　在“商族的迁徙原因”一节中，朱教授没有像以往多数研究者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把商族在迁徙发展过程分为几个性质不同的阶段：

一，   部族生存游牧——“逐水草而居”、半农业民族阶段；

二，   农耕需要，游耕迁徙；

三，   武力达到强盛，觊觎天下统治，三个发展阶段。

根据每一阶段商民族文明化的程度差异，确定该阶段的迁徙原因。从动态的、变化的时空角度，考证殷商民族的发展，客观的向我们展示了商族的不断迁徙，逐渐的壮大历程。

四，   在“商族的发展”一章，作者具体地阐释了商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的经济情况与生活模式。部族的社会性质，由军事民主制到早期国家形态的转变，商族内部婚姻家庭的变化等，对商族的早期发展轨迹，作出了立体的勾勒。

朱凤瀚教授说：彦民博士作了“古史学界颇为重视而又研究得很薄弱的商民族早期历史，从起源、迁徙、发展三个方面作了迄今所见最为系统而细致的研究，所论必定会成为今后凡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关于商族起源问题，1984年《历史研究》刊发了    “王玉哲先生的《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提出了商族起源于山东半岛，认为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

李民教授在以往的著作中也提出过晋南说的观点。但彦民没有沿着导师的思路去做，而是在两位导师的鼓励下，根据自己对多种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理解，另辟蹊径。这种不拘于门户之见，在学术上追求独立之品格与自由之精神，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

　　朱凤瀚教授还说：我有一些想法与“彦民博土共勉：商民族早期历史研究虽仍应重视历史文献记载，并尽可能地利用有关的古文字资料，不然即很难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但显然这一课题欲有所突破，主要应依赖田野考古工作，既要有一定量的考古资料，也要有对已获得的考古资料的科学的认识。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都还需要努力做许多工作。要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商民族早期历史，首先要能够从多种在时间段上相合的考古学文化中确认这一时期的商文化，这是寻觅商民族早期历史遗迹的前提。而要比较科学地做到这一点，显然需要从已可确知的商文化即殷墟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遗存中归纳、提炼属于商文化特质性的东西，即商民族文化特征的物化表现。这一工作犹如利用基因去研究生物体的联系。只有找到这种属于商民族的文化基因性的东西，才有可能由已知的早商文化去判定所谓的先商文化，并由此追溯商民族起源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整个的研究才有科学的根据。”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学者们已从多方面、多角度去作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明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早期文明又往往与某一特定的古代民族相联系，以之为载体。所以要了解早期文明之起源与形成，即应该考察这样的古代民族其自身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而外来的影响只是这种发展的外因条件。商民族所创造的商文化是迄今为止可确定的中国早期文明的文化表征，所以上述以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主、结合文献记载去确定比二里冈期商文化更早的商文化，并解析这种文化遗存的面貌与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状态，对于追寻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方式与原因，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我想，从这一高度来看，有关研究早商历史与文化的著作，如彦民的这部颇有功力的著作及其给予我们的作更深入研究的若干启示，都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贡献。”

金秋送爽，群贤备至。在此美好的时刻，我们有幸请来了诸位贤达，与大家一起分享祖先智慧，感悟先贤圣光，共襄盛举，祈盼通过此次玉文礼器的特展，给诸位一个从新认知唐山文脉的机缘，同时，也想通过此次研讨，让更多的仁人志士们，把关注中华文脉的眼光，多注视一下天子脚下的——唐山大地。让因商代第一代开国君主——唐王“大成”得名的唐山，名至所归，光耀四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