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 (三)

托尔斯泰在一封题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中，奋力地捍卫自己的不反抗与博爱的理论，他说：“孩子们，把你们那被蒙蔽的眼睛往更高处看，一个充满着欢乐与爱的新世界将出现在你们的面前，那是一个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创造的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那么，你们就将会知道爱使你们变成了什么样，爱给予了你们什么，以及它要求于你们的是什么。”显而易见，作家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宗教，他反对暴力，想用人人平等、和睦友爱来消除阶级间的仇恨，建立起一个“世外的桃源”。作家天真地以为，只要人民忍辱负重，不反抗暴力，以爱的原则生活，统治阶级就会良心苏醒，放下屠刀，放弃特权，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还土地给农民，以达到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基于此，在《复活》一书中，托尔斯泰一再强调：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要经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才能避恶趋善，找到人生的出路。如聂赫留朵夫公爵为自己的罪行忏悔、赎罪，最终在清洗过的宗教中找到归宿，玛丝洛娃弃恶从善获得新生，就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宣扬的“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具体表现。

托尔斯泰关于聂赫留朵夫“复活”的描述，是从他跟玛丝洛娃在法庭上的巧遇开始的。表面看来这个巧遇出于偶然，其实也有它的必然性。它既是作者有意托起的奇峰，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性格的外部动力是偶然性，偶然性推动性格的发展。如果说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以及那颗潜藏心灵深处的追求正义的种子是聂赫留朵夫得以“复活”的主观因素，那么，法庭上的巧遇就是聂赫留朵夫性格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

法庭上，聂赫留朵夫认出了曾被自己蹂躏抛弃的被告玛丝洛娃。他的灵魂开始了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斗争：受惊、害怕、躲闪、恐惧、逃避，怕自己当众出丑，名声受损。同时，他又深知自己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此情此景，让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审判”。此时的他，被摆上了道德的法庭，进行灵魂的审判，审判人员变成了被告。

经过一番激烈的痛苦的思想较量，聂赫留朵夫所考虑的不再是“这事不能让大家知道，他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而是“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良心的苏醒以及“灵魂的净化”，促使聂赫留朵夫鼓起勇气去监狱探望玛丝洛娃，这是他在精神“复活”道路上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从此，他采取了切实的行动走上了告别旧我的漫长历程。他决定改变生活方式：退掉大住宅，解散佣人，搬到旅馆去住。当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之后，聂赫留朵夫并没有放弃，而是萌生了另外的念头，那就是“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事实确实如此，聂赫留朵夫后来的经历就很好地印证了他的想法。

可以这样说，第二次探监会面，聂赫留朵夫的心灵才受到真正的触动。玛丝洛娃那悲愤的话语才使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此时的他，才真正进入了精神的觉醒。

从此以后，这位富有阔绰、受人敬重、不惧社会舆论，正准备迎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喜欢的漂亮姑娘的公爵，开始了他背叛贵族上流社会的“苦难历程”。聂赫留朵夫决定抛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他痛感，“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为了营救玛丝洛娃，他四处奔走，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法官、将军、省长、国务大臣、宫廷侍从。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种种丑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他与贵族上流社会的决裂，加速了他精神上的“复活”。

在这过程中，聂赫留朵夫有过迷惘、有过退缩，但最终他还是经受住所有的考验，达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譬如作品第二部第二十四章描述，当枢密官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以“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至”的理由驳回上诉后，聂赫留朵夫感到非常愁闷。特别是在姨妈家跟玛丽爱特的相遇、交谈，更使他彻夜难眠，“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聂赫留朵夫清醒地意识到：不管多么困难，尽一切力量赎罪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至此，聂赫留朵夫在“复活”的“苦难历程”上又前进了一步。像这样的“灵魂的净化”，在作品中出现了多次，它推动了聂赫留朵夫性格的发展，让他在清洗过的宗教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归宿。

聂赫留朵夫“复活”了。他在“爱的宗教”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他否定了整个社会，有改善人民处境的愿望和行动，但阶级的局限性，让他始终无法靠拢人民，也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他的“复活”就是在“爱的宗教”中得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的错误答案。而这只不过是托尔斯泰企图以宗教道德来拯救世界的救世妙方，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表现。

前面说过：玛丝洛娃弃恶从善、获得新生也是“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典型表现。表面看来，她的精神“复活”同样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三个阶段。但聂赫留朵夫的堕落是由于地主的阶级本性，他的“复活”表明他脱离本阶级而依附农民；玛丝洛娃的堕落则是由聂赫留朵夫的罪恶和社会逼迫造成的，她的复活表明她又回到人民中间，是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时，她的复活也不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经历那么多的矛盾、艰难的痛苦。

玛丝洛娃由一个天真烂漫、纯洁的少女堕落为一个精神麻木、恶习种种的人所共齿的妓女，这是聂赫留朵夫和社会共同造成的悲剧。而聂赫留朵夫公爵开展的一系列忏悔行动，促进了她心灵的觉醒，恢复了她的人性尊严。她的“复活”，饱含着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愤怒斥责，饱含着她对污辱她、压迫她的人们的愤怒和敌视，更饱含着她对聂赫留朵夫的谅解和深情。

此外，政治犯，特别是西蒙松的重大影响，也是玛丝洛娃精神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她找回了早已失去了的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她与为赎罪而向她求婚的聂赫留朵夫分道扬镳。她出身于劳动人民，又回到人民的中间。这正应了托尔斯泰一再强调的观点：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要经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才能避恶趋善，找到人生的出路。

总的来说，“不以暴力抗恶”“博爱”“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是托尔斯泰在无力改变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从他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到的救世良方，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些消极因素，不仅对俄国国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还对亚洲地区，尤其是对拉·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阅读小说《复活》时，要用辩证的眼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