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析《葡萄月令》中的审美趣味

艺术是精神贵族的活动，当生命处于逼仄的角落，高尚的精神活动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后领地。《葡萄月令》写于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农科所劳改的时期，现实世界扭曲了汪曾祺的人生轨迹，把他安放到人生的谷底，但他却在这谷底浸润出一汪清泉。这篇散文，写的是大众题材，却富有诗意，用笔简淡，结构疏朗，独具美学价值，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作者的匠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态度——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热爱。正因如此，才有了他对葡萄的尊重和热爱。葡萄在别人眼中是劳作的对象，是收获的果实；但在他眼中却是一个个值得尊重和热爱的生命。文中，他淡化了对劳作者的讴歌，也没有把笔墨指向农作的辛劳，更不肯定功利性的智慧，而是用返璞归真的方式，来表现生活的本真之美，诗性之美。汪老认为：作家的责任是让人相信时代会美好，世界有诗意，生活可欣赏。[①]在他的《葡萄月令》一文中，处处体现着他的这一精神美学和审美趣味。

    一、《葡萄月令》中的审美趣味

（一）下笔极淡，意境极美

文章第一部分，写葡萄在窖里的沉睡：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这里作者选用的形容词、动词，全是通俗的、家常的，但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了。一个“铺”字，本是用来形容雪下在地上再寻常不过的字眼了，但放在此处却显得准确生动。这既写出了白雪下得很大铺天盖地，又把厚厚的一地白雪比作了被子一般，铺在窖里。“静静地”三字本也平常，但和前面的“下大雪”连在一起，说明此时没有声音，没有风，作者再从视觉上用“一片白”渲染出果园的空阔，给葡萄的沉睡营造出宁静的氛围，最后，着一“睡”字，把葡萄拟人化，葡萄如婴儿一般，令人怜爱，写出生命能量在寒冬中的沉淀和蓄积。

接着写二月葡萄出窖“绿了”的一段，更是如此：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春风来了，吹走了寒冷的冬天，葡萄树苏醒过来，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作者虽然表达的也是这样一层意思，选词也是极其普通，但在意境营造上却高出数筹。作者先用俗语“摆条风”三字，写出春风的摇荡，恍如舒经活骨的按摩一般，一刮就是四十八天，然后树突然醒了，“忙忙地”三字呼应醒，写出终于等到生命的春天后的欣喜与活力，写出葡萄树对生命苏醒与成长的渴望。一个“软”字，一个“绿”字，下笔极淡，用词极简，却写出树枝浸润生命精华后的舒坦，树绿了，更带有作者观看时的孩子般的惊喜之态。下面几句，雪是白的，土是黑的，草是绿的，色彩对比明快，画面清新，富有韵味。这里的“摆动”“醒”“忙忙地”“软”“绿”等字词拆开了看，毫无出奇之处，但联系起来却让人感到一种语言的流动美和暗示美。

恰如汪老所言，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动。好的语言，其淡如水，却不可分割，一经流动，就如海如潮，给人诗意的享受。

（二）用句极短，意蕴极长

短句，是《葡萄月令》的特点之一。据统计文中五个字以下的短句，竟有二十五句之多。这些句子，在用词上，多用“哎、呢、呀、吧、了”等句末语气词，句式上又多用反问句、感叹句等来表达强烈的情感，句型上多是简单句、短句，努力追求一种返璞归真、大智若愚的艺术境界。

如文章第三部分，写葡萄上架“舒展”：

三月，葡萄上架。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这些短语和短句的使用，不仅明确了语气的停顿，读来朗朗上口，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节奏，符合劳动的真实，因此说用句极短，意蕴极长。试想，哪有劳动时用主持人般华丽激昂的语言的，哪有劳动时用抒情谈玄的欧式长句的，劳动就是一个节奏明快，事项繁复的过程，这些短语和短句的使用，写出了劳动的顺序，表现了劳动生活的有条不紊，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汪曾祺深入劳动，快乐劳作的诗心。

再从节奏和音律上看。声音的高低可以构建平仄，声音的音色可以构建押韵，声音的长短则组成了音步。汪曾祺在《葡萄月令》中，注重单双音节的配合，或使用单音节和三音节形成节奏的活泼，或使用双音节“求偶”，形成节奏的稳定，在单双音步的交错中，文章气韵流动，畅快诗意。

如：“ 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八月，葡萄‘着色’。……十一月，葡萄下架。”这些短句基本都是双音步的，和谐、平稳，给人雅致纯真之感。

汪老曾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葡萄月令》之所以读来让人感觉明快而清新，恰恰就是巧用短句，做到了句与句，音与音之间的流动和碰撞，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句极短，而诗意自藏。

（三）视角极稚，情感极真

作家苏北曾说，“汪老有一种无可救药之天真，容易对琐碎的稚气的事情发生热情”。《葡萄月令》就是一篇记录葡萄琐事的散文。这篇文章最大的写作特色之一，就是大量采用孩童的视角来写作，用孩子的心去体验生活。生活的现实是不够美好的，但孩子不会计较，他们排斥了成人世界功利性的肯定，而出乎本能地表现出一种对生命本身给予的尊重与热爱。孩童的视角让人们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天真的幻想、明朗的心境和纯真的喜悦。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一个“哎”字，流露出孩童般的雀跃和惊奇

“‘起！———起！’哎，它起来了……” 三个“起”字，第一个是劳动时的号令，第二个是抬起后的成就感和喜悦感，第三个“它起来了”的起，仿佛把葡萄写作了人一般，老藤在土里趴了一冬，身子骨僵硬了，活动不方便了，现在终于起来了，“舒舒展展”“凉凉快快”，葡萄有了人的感受和灵性。这是儿童意识中的“泛灵性”，儿童思维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和原始人一般混沌模糊，分不清思维的对象和主体，所以分不清现实与想象。[②]所以，汪老的葡萄总是充满着灵性的光辉，文中的劳动场景也总是洋溢着诗性。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在作家的笔下，物质世界是有灵性的，它们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而不是自身的规律来生长，葡萄会“喝”水，还会像孩子般拼命地“嘬”，人也会像担心朋友一般担心葡萄，“还结不结果呀？”，在文字背后，我们总能够想象出汪老一定无数次瞪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如孩子般充满生机的葡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活的热爱。

“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这些纯真的话语后，是朴素的良知，是他对美的敏感和追求。“咱们的葡萄”，活脱脱地把葡萄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最怜爱的朋友，语气语调不是充满着浓浓的孩子气吗？

这孩童的视角，已经内化为汪老审视世界的方式，文中，他在与葡萄的深情对话里，扩充了自我的生命能量，外在的事物于他而言不再是客观的静物，而是情感的载体，生命的律动，诗性的表达。

二、《葡萄月令》中审美趣味的来源

《葡萄月令》一文在平淡朴素中蕴含着诗性的大美，在别人眼中是劳作对象的葡萄，在一个身处困境的作家眼中，竟成了一个个值得尊重和热爱的美的生命。汪老在此文中用泛灵性的目光审视着世界，他不用华丽的字眼，摒弃精巧的结构，甚至用充满童稚的话语去叙说。那么，是什么使得他独具这种返璞归真的审美趣味，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呢？

（一）童年经历的影响

汪老在《沈从文的寂寞》一文中曾谈到：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其今后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艺术感觉要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认真观察中锻炼出来。童年的经历，常常能决定一个作家形成何种风格。

首先，是他所受书籍的熏陶。汪曾祺从小就喜欢读《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以及晚明小品文大家张岱的作品。他本人也曾说过，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书对其影响甚大。正是童年时期阅读的这些作品，形成了他士大夫式的审美情趣，认为人要诗意地去欣赏生活，而对于葡萄自然也会带着诗性的眼光去欣赏。

其次，童年时的几位老师对他也影响巨大。他曾说：“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言教师有很大关系。”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都是由高北溟老师教授国文的，高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清高脱俗，不与世俗同流并且学识渊博；自从上了大学后，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他自己也说他的短篇小说《受戒》就有着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子；这两位老师对他的为人品质和审美趣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开明的家庭环境和幸福的童年经历，养成了他讲究情趣，崇尚自然，反对造作的性格。晚年的汪曾祺曾回忆说，“我的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③]这让汪曾祺对人对物都有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气。他的童年也是快乐的，虽然他的生母在他三岁时候就因肺病去世了，但他的继母却对他极好，生母不在了，但他母爱却从未缺失过，再加上开明的家庭环境，这样的氛围养成了他真实开朗的性格和讲究情趣的品性。

（二）作家自身的秉性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心灵纯洁的人，生活充满甜蜜和喜悦。”汪曾祺秉性纯良乐观。他的天真纯洁来自于内心的和谐，他的温情诗性则来源于内心之圆融，他对世界有着自己成熟的看法，不再受外在世俗规则和评价标准的左右，而是有着内心明断的是非和乐观旷达。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和那些农民们一起侍弄蔬果，外在的世界批斗着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但他的内心却有着另一条坚定的自我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来源于他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热爱，他不再用世俗的功利化的别人的扭曲的标准来评价自我与世界，而是从生命的视角出发从孩童的视角出发，纯净地看待世界，真实地评价自我，肯定自身的价值。他身处逆境，却未丧失过对生活的信心，他不仅很快学会了管理葡萄园，还成为了喷洒波尔多液的能手。

他的女儿汪明曾写道：“当年因为当了‘右派’，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那个农科所劳动改造。在别人看来繁重单调的活计竟被他干得有滋有味、有形有款。一切草木在他眼里都充满了生命的颜色，让他在浪漫的感受中独享精神的满足。以至于在后来的文章中，他常常会用诗样的语句和画样的笔触来描绘这段平实、朴素、洁净的人生景色。果园是父亲干农活时最喜爱的地方，葡萄是长在他心里最柔软处的果子，甚至那件为喷‘波尔多液’而染成了淡蓝色的衬衫在文章中都有了艺术意味，而父亲的纯真温情和对生命的感动也像‘波尔多液’一样盈盈地附着在《葡萄》上。”[④]正如汪明所言，汪曾祺纯真温情的秉性，让他在面对外在世界的压迫时，能保持一份旷达，一份诗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秉性，让他在作文上和做人一样，摒弃了华丽和繁复，力求至简至朴，表达不刻意，却处处传达出他对人世的看法，写世俗之事，传达的思想却清新脱俗。而对于人生的透悟，也让他在为文上能返璞归真，文字于简朴中充满着诗性。

 

两千多字的《葡萄月令》，按照十二个月的顺序娓娓道来，看似简淡却自蕴深意。大自然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这并不是毫无意义之往复循环，而是潜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深层精神结构，如儒家所言的“乐天知命”，人生就是要“知时”“待时”“及时”“随时”，如同冬季的葡萄安眠于窖中，在春季疯长，在夏季收获。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被下放到农场劳动的汪曾祺，不也是一株“乐天知命”的葡萄吗？天寒地冻，就安静地蛰伏，积蓄能量；而到了生命的巅峰，便尽情地绽放出诗意与美丽。被下放在异乡，他不认为这是拒绝发芽、成长、结果的理由，他用一颗赤子之心诗意地欣赏人生，认真地过好生活，这不正是我们人生至简又至丰的道理吗！

文章用字简朴，用句简短，视角简单，结构简淡，却无处不渗透着作家通透豁达、天真诗性的人生哲学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