抠“门”

    门，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门的形制，多种多样，单从数量上讲，莫过于皇家。《楚辞·九辩》：“君之门以九重。”杜牧《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明史·舆服》也称皇家宫殿有“千门万户”。

    那些皇帝老儿，弄这么多 “门”干什么？表面上看是因为房子多，实际上是因为权力过大，需要重重的屏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圣旨一下，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统统输来其间。 “权”和“利”关系如此密切，难怪成了人人觊觎的对象。秦始皇气焰熏天，项羽照样说：“彼可取而代也。”

    历代帝王，为了守住自己的“门”，可谓绞尽了脑汁。首先是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让人们各安其分。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门屋几间，门漆颜色，门环材质，门钉几颗，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谁要是越位躐等，坏了规矩，弄不好就要满门抄斩。其次是加强防卫。帝王所在，高墙重门，守卫森严。比如南京中华门，各道门内均有上下可以启动的千斤闸，整个瓮城有藏兵洞27个，能藏兵3000余人。瓮城两侧各有坡道，可骑马登城。遇有敌人强攻时，可将敌兵放进城门，然后关起各道城门，把敌军截为三段，分而歼之。第三就是把“墙”的外延扩大，把“门”的作用强化。沿山据岭修筑长城，然后设置了许多的关塞，如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雁门关等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中的“锁钥”即指门户，说明山海关在军事上的极端重要，突出了它扼守门户的特殊地位。其它一些战略要地，也被赋予“门”的屏护作用。比如：张家口是北京的西大门，天津是北京的东大门，等等。

    等到经营妥当，那些坐在火山口上的人，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或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或关起门来，自诩老大。因为前者，李自成的铁箭钉在了承天门的牌匾上；因为后者，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历史证明，施政无方，鱼肉百姓，什么样的“门”都无法保证统治者的安然无恙。

    那些位高权重的世家大族被称为“高门大户”。高门大户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常常要通过“门当户对”的政治联姻，构成权利垄断。郗太傅要选女婿了，派人拿着自己的名片找到丞相王导，王导爽快地说，孩子们都在东厢房，你看着挑吧。王家小伙一个个抖擞精神，都巴不得被选中。丞相的子侄，太傅的女婿，如此门第，危乎高哉！只有王羲之坦腹东床，表现得淡定而超然。王羲之固然性情恬淡，可他毕竟是丞相的侄子，考公务员的时候不必担心体检结果被人做手脚。如果一介平民想到丞相家选女婿，不光丞相不允许，那些小伙子也不会“咸自矜持”。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经过兵燹战乱、重新洗牌之后才有的事。

    这些高官显贵，不像皇帝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既要弄权，又要顾及门面。一些不够光明正大的事，为了掩人耳目，须要经由“后门”去办。宋徽宗崇宁元年，起用蔡京为相。蔡京不光严酷迫害元祐党人，还一概不许提到“元祐”二字。洪迈《夷坚志》记载了一则《优伶箴戏》的故事。有一次宋徽宗和蔡京等大臣看戏，一个伶人扮作宰相，坐堂听政。一个僧人请求他签署准许游方的文件，宰相一看僧人的戒牒，是元祐三年颁发的，立刻销毁，令其还俗。一个道士的度牒丢了，宰相听说是元祐年间颁发的，马上取消了他的道士资格。一个士人是元祐五年获得荐举的，被判了个不予录用。过了一会儿，宰相家主管私家财库的官员附在宰相的耳边小声说：“今天在国库，领到您的料钱一千贯，没想到全都是元祐年间所铸的钱。这些钱咱们要还是不要？”宰相思谋半晌，悄悄对他说：“从后门搬入去。”发展到后来，“后门”越开越大，“前门”越来越小。 “后门”俨然成为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一种途径。

    门，主要是为了便于通行和保障安全。但要发挥这两个作用，前提是公平与秩序。没有了这个前提，再好的门也不起作用。无视公平，大开后门，跟帝王的恃权乱政一样，都是自坏秩序的一种表现。一旦“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门的作用将不复存在，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亦将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