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之殇，国之殃

写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之一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为世人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也因其文明发展的绵延不断，其法律文化也亘古未绝，不断得以完善，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弥足珍贵。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我们不妨踏寻先人的足迹，倾听一下古老的声音。

早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便产生了习惯法，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发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形成开拓了道路，尤其是西周礼乐刑法制度，更为封建法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礼发展成为“礼教”，逐步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其要旨就是“三纲”，刑与礼皆为法的范畴，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正是这一时期法的特点。历史上的东周时期，正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周王朝已丧失了对各路诸侯的控制，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动乱局面。伟大先师孔子感慨此时礼崩乐坏，周游列国，宣扬克己复礼，无奈不合时宜，周王朝大势已去，无力推行自己的礼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大一统走向大分裂、大变革的时期，礼法已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事实上，作为奴隶制法已阻碍了历史进步的车轮，经过二百多年的战国七雄混战，最终由秦完成了统一大业，法实现了统一。秦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的成果，崇尚法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至两汉，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统治者抛弃了秦野蛮残酷的统治政策，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指导思想，“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要思想，统治中国长达四百余年。

纵观近两千年的奴隶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的制订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法的推行还要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再好的法也需要变革，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长的时期，虽然名义上还属于周王朝，但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法度已失去统一，这才造成了长期的混乱局面。

后来的秦朝，如果不“重刑轻罪”、明法重刑，严刑峻罚，无法确保其大一统的局面。两汉统治之所以长久，就是总结了秦失败的教训，将儒家纲常名教纳入了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并在此后的两千年，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也构成了中华法系的最大特色。

再看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长期分裂、战乱、动荡的年代，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仅有西晋三十多年的短暂统一，其余大多数时期都处于分裂、割据、对峙状态。中央集权的君主封建专制土崩瓦解，政权林立，各自为政，法更谈不上统一，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社会规范。

此后的长期封建统治时期，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因保持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基本处于大一统状态，法的实施也实现了高度统一。

清朝末年，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太平天国起义彻底使清廷元气大伤，西方列强趁虚而入，将中国拖入了百年近现代屈辱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动乱、大变革的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削弱，政府已无力畅通政令，有效行使管辖权，法更无法有效实施，这便产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经过长期反复痛苦的变革与尝试，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挣脱了旧的枷锁，和西方列强的践踏。国家的真正统一，我们才能够建立自己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在法制建设上，十年浩劫是一次大的倒退，由于当时国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砸烂公检法，国家治理实际处于毫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国家完全靠盲目的个人崇拜，及近乎疯狂的阶级斗争来维持运转，这种极端的人治治理模式，更无从谈法制统一的问题，偌大的国家靠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来治理，国家真正走向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法制得以恢复，并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依法治国才真正成为了治国之策。

乱世用重典，盛世靠法治。通过泱泱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的兴衰与国家的更替息息相关，法的式微，正是国家衰弱的表现，法度的不统一，正是国家分裂灭亡的结果。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道路，这已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谛，时光无法穿越，历史的潮流更不能悖逆！

古老的文明发展史，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但历史的沉积也有糟粕，滞留给我们的官本位思想，数千年来的人治观念，已深深烙进民族的灵魂，仍将会长期在一些当权者身上发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法治建设真正迎来了春天。法之不举，四维难张，相信法治道路上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来自思想深处的顽固阻击，但经过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定会迎来明媚的曙光！2014年10月6日